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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礼》科与《开礼》科考论 叛乱后，唐朝稳定繁荣。随着诸侯势力的壮大，以皇权为核心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崩溃。唐朝经历了叛乱，皇权衰落，教育制度破坏，文化和教育之外的障碍。德宗为挽救日益倾颓的王朝，重新发掘礼的价值和作用，并在政治、教育、科举、选官制度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三《礼》科和《开元礼》科同作为礼部取人和吏部选人的科目便在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三《礼》科与《开元礼》科的考试方式、录取标准各有不同，作为专业性更强的考试科目，礼科倾向于选拔具有礼学素养的专门人才，并在选官制度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为唐中后期礼学的发展、礼制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及提高皇权权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及铨选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大陆与港台学者的专著与文章不胜枚举，研究广博而深入。相对而言，对唐德宗时期所设立的礼科（主要包括三《礼》科与《开元礼》科）的专门研究较少，散见于诸多著作中 一、 礼图是礼制的形象化表现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争历时8年，留给唐王朝的是一个藩镇割据、外夷入侵、宦官干政、经济凋敝、礼乐不兴、文化衰败的混乱局面。历经唐肃宗、唐代宗两朝的努力，社会建设才稍有起色。唐德宗继位后，朝廷面临的局面依然紧张：藩镇势力借故不断试探朝廷底线，多次发动叛乱；边境少数民族政权也趁机壮大，对唐王朝虎视眈眈。安史之乱后各强藩拥兵自重，财政自持，权力结构开始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散。内部用以维护皇权的礼制遭到破坏，违礼僭越的行为不断涌现，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内外困境交织，旧的平衡和制度已被打破，需要建立新的制度以适应新的局面。在此大背景下，为稳固统治提升皇权，德宗重新发掘礼的内涵和价值，希望通过凸显礼的作用来重塑往日辉煌，并在政治、教育、科举、选官制度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 德宗继位之初就试图通过全面恢复玄宗时期礼仪制度以稳固统治，无论是国家祭祀还是宗室礼仪，德宗都亲力亲为，礼仪制度都要依据《开元礼》而行。建中元年（780）德宗亲自举行了一系列典礼，先后有改元、上朝太清宫、谒太庙、有事于郊丘、大赦天下等 好景不长，德宗初期刚有起色的“盛世”还未稳定，建中二年（781）藩镇再次叛乱，战火再次蔓延，吐蕃借机寇境，加之天灾不断，使局面再次动荡起来，一直延续到贞元七年（791）才逐渐平息 在礼学方面，这一时期礼学也呈现出繁盛的局面。礼图是礼制的形象化的展现，汉唐间礼图屈指可数 唐代礼科的设置是中古时期观念之礼与制度之礼最终分离完成的表现。三《礼》科考察的重点是礼之义，是从古至今延续下来儒家礼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伦理道德体系；《开元礼》科考察的重点倾向于礼之仪、礼之制，是当代礼仪制度行用的程序、原则和标准。无论德宗在礼制上的“重慎祠事，动稽典礼”，全面推行系统完备的《开元礼》作为礼制的蓝本和原则，还是在教育、科举制度上，倡导礼学，创设礼科，鼓励世人对礼经和礼典文本的学习，都是希望通过对“儒学体制的恢复和重建” 二、 开元仪式 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大唐开元礼》颁行，德宗贞元二年（786）始设《开元礼》科。 1. 《大唐开元礼》 《开元礼》编撰于开元十四年，至开元二十年（732）完成并颁行于天下，《新唐书》卷58《礼乐志》载： 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通典》卷41《礼序》、《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记载略同。由此可见，《大唐开元礼》的撰作是删节、损益《礼记》而成，表明唐玄宗希望“在国家制度的总体原则上，取法三《礼》，而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上，则由唐朝仪注取而代之。” 《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官，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习，但问大义一百条，试策三道，全通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条，策通两道已上者，放及第。已下不在放限。其有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官例处分 敕书中称设置《开元礼》科的原因在于“移风固本，合其正源”，不仅将《开元礼》作为国家礼仪制度的标准行用，更将其作为典制法令进行普及。正如吴丽娱所言：“这显然是将《开元礼》当作三《礼》那样的儒学典章来对待，提高了《开元礼》作为国家典制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 2. 从等第到元已，三科主考 在考试方式上，《开元礼》科与“一经”的科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