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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的历史影响 魏哲（58岁至643）是唐朝的政治家，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一位忠实的大臣。作为政治家和诤谏之臣,魏徵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誉。唐太宗曾当面对魏徵这样说:“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 魏徵的诤谏精神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后晋史家这样写道:“其匡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同时,魏徵又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被称为“良史”的人。对于这一点,后人论之不多,看来是他的诤臣一面“遮盖”了他的“良史”一面。因此,这里有必要说说魏徵作为“良史”的本色。而认识他的“良史”一面,则可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他的诤臣的一面。 《旧唐书·魏徵传》记:“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 《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 《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但是,综观魏徵在唐太宗时的所言所行,他的 “良史”本色,当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史论撰述中,应当还包含着与史论撰述相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我们可以从他的史论撰述入手,结合他以史资政的经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联系上述他的诤谏精神,庶几一窥作为“良史”魏徵的风采。 一、 对隋唐亡后各在其经营的是一次绝对的评判 这里仅举《隋书》史论为例略作说明。首先,魏徵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隋朝的兴亡之故,他写道: “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 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酷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魏徵撰《隋书》史论,还注意到事物的联系,对史事不作绝对的评判。他论隋朝之亡,有这样的判断:“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再者,魏徵的《隋书》史论,藉着评论隋朝的循吏而同时寄托着他对地方吏治的一种理想,那就是:“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而这种“化”的目标和境界则是“所居而化,所去见思”。 要使地方官员以至封疆大吏,达到这样的目标和境界,实在是一种理想。与此相关联的是,魏徵的人才思想在《隋书》史论中也有充分的发挥,他这样写道:“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 《隋书》不独史论精辟,全书整体面貌亦佳。清人赵翼认为:“《隋书》最为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故文笔严净如此。《南、北史》 虽工,然生色处多在琐言碎事,至据事直书,以一语括十数语,则尚不及也。” 二、 论“人”,“礼”“乐” 《隋书》史论因魏徵所作而具有突出的价值,魏徵因撰写《隋书》史论而被称为“良史”。但魏徵之所以被称作“良史”,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魏徵在以史资政方面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通观唐玄宗时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纵览唐太宗君臣关于治国安邦的讨论与决策,魏徵的言论几乎贯穿全书,而所作政论均离不开历史与现实,可知魏徵以史资政的良苦用心和实际价值所在。试举几例以为明证: 关于唐太宗所问“何谓为明君暗君”的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以暗者,偏信也。”同时,他举出唐、虞为正面事例,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为反面典型,予以论证。其结论是:“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3 关于唐太宗与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问题”,针对唐太宗所说“当今太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的疑虑,魏徵回答说:“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他进而举出历史事例驳斥封德彝所谓“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的看法,以证其说: “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 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 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是影响当时政治得失的两件大事。魏徵在一篇上疏中列举历史上的史事及朝中相关言论后写道:“《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书》曰:‘抚我则后, 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