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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政治学的自然法理论及其变革 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政治活动是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活动。如果说后者仅将协调处理活动局限于我周围的我他领域, 那么前者则将该协调处理活动放大到整个社会组织。正如西方传统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从事实判断导出价值判断的理性主义的学说一样, 西方传统政治学说其本质亦不能置喙这种理性主义之外, 认为惟有借助于理性合乎规律的支配, 才能使社会从混乱无序趋于和谐有序, 从人人各遂其私臻至其中一种公我得以伸张和维系的社会之正义。 尽管一种系统成熟的政治学说直至近代才在西方真正崛起, 然而, 早在古希腊西方哲人就开始了政治学的理论探索。柏拉图在其堪称西方政治学开山之作的《理想国》里, 区分了城邦居民中“爱利者”、“爱胜者”、“爱智者”这三种依次递升的社会阶层, 提出“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 理性在现实社会的结晶则是法制化。亚里士多德在坚持“依从理性, 把理性作为行为准则”的同时, 明确提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 西方政治学被普遍认为系浸淫于一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 这种“自由主义”首先“相信个人的自由与福祉、社会的正义与安全依赖于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关系被清楚地界定” 古罗马的自然法理论秉承了古希腊的理性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之中, 形成了系统的法典和成熟的法律专业技能。诚如西塞罗所说, 这种自然法理论坚持世界上有两种法律, 一种是自然法, 一种是人为的成文法, 前者为后者之渊源, 法就是最高的理性 然而, 在漫长的中世纪, 这种自然法理论一直是与基督教学说联姻的。近代社会契约论则对传统的自然法理论给予了一种人文主义的还原, 以人性而非神启重新论证了其理论的正当性。但这种理论的转换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性质, 而是把契约论看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之具体实现方式, 并在近代世俗化运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了一种更为深入和贴近现实的学理上的说明。 考察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历史, 就不能不追溯到晚期希腊的伊壁鸠鲁, 其“原子偏斜运动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宇宙的偶然性, 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而为现实中的个人活动的自主性伸目, 并为一种坚持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政治观提供了哲学基础。这样, 经由伊壁鸠鲁的努力, 西方政治学一方面恢复了政治上个人自由的无上尊严, 另一方面又为政治上社会法制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 因此, 包括格劳秀斯、卢梭等人在内的众多西方近代思想家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都无出伊壁鸠鲁学说之右。它们都主张以“自然状态”的个人为社会契约的起点, 以反思的、自觉的理性为使个人整合为公我的社会的手段, 国家、政府和法律之公正则是普遍的、合理的宇宙真理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这些都不失为一种亚当·斯密式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但这只“看不见的手”, 在启蒙之光的照耀下, 已彻底处于无蔽状态, 不复有任何神秘的特性。 殆至近代, 西方政治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经由古代宇宙论的理性主义、中世纪神学的理性主义, 以及近代人本的、反思的理性主义已羽翼丰满, 而众多现代西方新政治学理论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后续性拓展。与此相应, 在现实生活中以自由、民主、法制为旗号的自由主义宪政亦日益成熟, 遂使人类彻底告别了漫长专制王权的黑暗的蒙昧统治。然而, 物极必反, 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又导致了一种“辩证的反转”, 即“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就获得了合法化力量, 理性协议本身的程序和假设前提变成了原则” 二 这种西方政治理性主义的危机也正是列奥·施特劳斯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就其实质而言, 施特劳斯的学说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是“德性主义”的更为适宜。因为, 施特劳斯继承了犹太教和新康德主义伦理优越于认识的哲学传统, 更多地是在价值层面而非事实层面谈论所谓的“理性”。其“理性”乃是作为形上的、绝对的和范导性的“超理性”之“德性”的同义语。这种德性化的“理性”, 其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领域而且对作为“人类的家园”的宇宙本身亦是成立的。 为了寻回业已遗失的隐匿在古希腊政治哲学话语深处的德性, 施特劳斯开始了“回到苏格拉底”的“哲学苦役”。这种考古学式的工作导致了一种破天荒的发现: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哲学其实质是德性主义的而非理性主义的, 它不是从事科学探究的爱知之学, 而是教导人们过善的生活的伦理实践的学说。 这的确是苏格拉底自己最高的抱负。苏格拉底宣称没有省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 并始终乐此不疲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道德问题与人辩论, 甚至在他临刑之际也不忘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的公民”。这种对道德的忠诚与深刻理解, 使苏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作为“精神接生术”的辩证法, 澄清了人们认识的迷雾而进逼到道德的本质。他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