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docxVIP

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 一、 “哲学”的意义 现在政治哲学正处于伟大的学科建设时期。虽然关于政治哲学的结构、性质和性质等基本问题仍有争议，但它们以价值为核心和维度，以人类政治生活的适应性（oxyttob）和人类政治行为的适应性（oxyttob）来解释政治行为并将政治朝着哲学发展。从中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 “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国家的正义和‘至善’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 还是传统儒家以‘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为理据及路径的中国政治哲学传统, 其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均来自于政治价值的内在驱动” 二、 苏格拉底:正义是一种美德 将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这一判断的基本依据是:对于古希腊城邦生活的思考, 苏格拉底表现出区分政治事务和非政治事务的理论自觉, 并沿着智者提出的不同于神话秩序系统和自然存在维度的人本的哲学方向, 进一步明确为理性主义道德政治观的基本路向, “善”、“德性”等道德价值成为理解城邦正义的核心。 根据学者们对记载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的史料文献的研究, 在前苏格拉底时期, 古希腊政治观念呈现出从神命政治观 (荷马史诗) 、自然政治观 (自然哲学家) 到人本政治观 (智者群体) 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 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必然发轫于对这些政治观念的承继、反思和批判中。如荷马史诗中表现出的在神谕之外的正义观念、自然哲学中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理性精神以及智者运动中散发的人文主义气息, 都深深地影响了苏格拉底。但不同的是, 苏格拉底“从研究神圣或自然事物而转向全力探索人类事物, 即正义的事物、高尚的事物以及对人之为人是善的事物”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言说城邦的正义, 在他看来, 正义是一种美德, 正义与自制、勇敢和友爱构成美德的有机整体。对于城邦的治理者来说, 其政治技艺 (美德即知识) 应是向善的, “一个没有必要知识的人却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 他只会给哪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 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 三、 理想政体的“哲学王”治国 柏拉图师承于苏格拉底, 由于苏格拉底述而不作, 其思想实际上大都由柏拉图记载转述, 一部分学者对苏格拉底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创者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恰恰二人的师承关系最充分地说明了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 “而且很有可能, 在《共和国》 (即《理想国》, 笔者注) 中发展的政治原则的某些重要措施, 确实是属于苏格拉底, 而柏拉图则直接从他那里学来。无论如何, 《共和国》中的唯理智论者的特色以及在受过充分教育的统治者中寻找拯世救民的倾向, 确实是详尽阐述了苏格拉底的这种信念, 即道德, 包括政治道德, 就是知识。” 柏拉图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是全面系统的, 著述颇丰。总体上来说,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表现出了与苏格拉底一脉相承的道德政治的言说特点和理论风格, 其突出的贡献是将理性主义道德政治观体系化。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系统地提出了理想城邦的模型和方案, 对政治的生成 (城邦的起源) 、政治的架构 (城邦的体制和秩序) 、政治的主体 (城邦的公民和哲学王) 及政治的发展走向 (城邦的正义) 等的追问都以德性的完善、灵魂的和谐为出发点或旨归。具体表现在: 第一, 在关于城邦起源和形成的阶段上, 从“必要的”“健康的”的城邦到“繁华的”“奢侈的”城邦, 再到“完备的”城邦的最终形成, 实际上是具有金、银、铜铁质的社会成员等级化为城邦的统治者、护卫者和公民的过程, 由此城邦从一个地域概念转变为一个政治概念, 即从人们生产产品、相互交换和分享产品的集散地转变为一个不同阶层“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的共同体。必须指出的是, 柏拉图这一“建国神话”的完成离不开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神谕般的“设计”。他说, 老天铸造人的时候, “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 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 是统治者。在辅助者 (军人) 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不同质的人具有不同的天性和美德, 因而分属于城邦的不同等级。金质的人富有智慧, 追求心灵的至善和和谐, 是“完备的”城邦的统治者;银质的人骁勇善战, 不畏牺牲, 忠诚于城邦的荣誉, 是“完备的”城邦的护卫者;铜铁质的人从事生产劳动, 唯利是图, 追求肉体的快乐, 是“完备的”城邦的普通公民。 “在柏拉图看来, 城邦的产生问题寓于城邦存在的合理性之中, 其应然性也就寓于其中” 第二, 不同类型的城邦体制与统治者的德性紧密相关, 理想政体的模式是由“哲学王”治国的“贤人政体”。柏拉图分析和探究了古希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政体, 依次为王政 (“贤人政体”) —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荣誉政体的统治者尚武好胜, 贪图荣誉;寡头政体的统治者崇富好利, 贪图钱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