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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 日本战争体验与记忆的历史记忆 在历史学家中，记忆过去和特定事件的倾向变得强烈。这可能是缘于重新阐释现代社会成员的体验与记忆中重要事件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进而展望未来可“共生”社会的问题意识。这是历史学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作为不断追求社会变革的人文学本然的姿态。未来的历史学也将以必须记忆的、不可忘却的事件为媒介，重新阐释历史。 战争记忆与历史认识问题是历史学界共同的话题。为了总结被称为“战争世纪”的20世纪，必须探讨战争体验与记忆的关系问题。韩日间围绕历史、公民、教科书、“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形成的对立认识，也是由于对战争体验与记忆的不同立场和解释所导致。探讨战争体验与记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于记忆的讨论是因对过去自己民族中心主义和“盲信”历史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提出质疑而登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所谓的传统，考察其起源，实际上是极其近期发生的事件，有时是发明的” 关于认识问题，广义的认识是指人类知识的全部;狭义的认识是指对于一定范围对象的知识。但认识不只是停留在识别真伪的知识领域，而是深入于人类的无意识领域。根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概念，认识介入于人类的无意识领域，与伦理态度、宗教信念、知识的总和即社会态度联系在一起。 民族间的相互认识是通过交流、外交关系等途径形成，这是决定未来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近代以后，经历过帝国与殖民地历史的韩日两国追求“共生”价值的时候，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历史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考察韩日间围绕“战争与暴力”形成的历史体验和记忆这一相互认识的基础，无论对现在的两国关系还是对未来的两国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韩国和日本的历史体验、记忆及相互认识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进行综合、深层次的分析，揭示消除矛盾关系的可能性。这种方式有助于矛盾关系普遍论特性的相对化。 现在的东亚进入新的局面。韩日政府间以安倍晋三的未经东亚社会承认的单方面的“战后70年谈话”为中心，在“慰安妇”协议问题、撤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问题等围绕日本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展开着争论。但所有问题都处于模糊状态，尚未找到能够形成“共识”的解决方法。特别是中韩围绕朝鲜半岛萨德问题发生的冲突、朝鲜核问题等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冷战局面。因此围绕“战争与暴力”问题，更加凸显了记忆的重要性。 鉴于上述问题意识，下面拟考察日本是怎样记忆战争的，在日本的战争体验与记忆中如何反映中国、朝鲜、冲绳乃至女性和儿童的历史体验与记忆，战后历史学在战争体验向记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日本对战争与死伤者的记忆如何发生变质的等问题，进而强调战争体验与记忆问题不仅要从战后日本社会脉络上去考察，还要通过包含东亚视角的相互认识的形态去重新确认。通过相互认识能够保证“体验与记忆”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和效用性。 一、 《中旅》东亚社会历史认识的失衡 1945年8月15日正午，裕仁天皇在日本通过广播发表了“终战诏书”。这是裕仁第一次通过媒体向日本国民亲自发出的声音。“终战诏书”是在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当天发表，裕仁的诏敕朗读是提前录制好的。众所周知，主张本土决战的日本顽固派和军人为了阻止此次广播，企图夺取录音带，但未能得逞。日本国民听到裕仁天皇的诏敕后才知道日本战败的事实。在天皇体制下，裕仁天皇亲自发表的广播讲话，最准确地传达了“终战”的事实，使日本国民真实地感觉到“没死，还活着”。 战争虽然结束，但在如何界定战争性质的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在裕仁朗读的诏敕中，没有“投降”“战败”“终战”等用语。诏敕的要旨是:面对强大的联合国武力，为了防止日本民族因遭受更严重的伤害而毁灭，裕仁天皇“选择了和平”。日本国民是托裕仁天皇的福，获得了“和平”。日本战败后，以“终战”代替“战败”。“终战诏书”的意味在于是裕仁天皇为了日本民族的安危果断地选择了和平，这成为隐蔽日本战败事实的“隐藏的机制”发挥作用。以“终战”代替“战败”，反映了日本国家基本的历史认识。 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也强调了战争受害者意识。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开始，持续15年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是物质上、精神上对日本社会进行总动员的悲惨战争，是不分日本国内、殖民地、占领地，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从1953—1954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纂的《太平洋戰爭史》 日本历史认识的失衡现象，从历史用语中也能窥见。例如所谓“十五年战争”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连续性视角提出的。将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确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