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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柏拉图文学艺术思想比较 从公元前11世纪到12世纪，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开始形成。音乐==截至2000年人口普查，音乐文化的繁荣在西方和古代中国东部达到顶峰。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包公、中国的儒家、道教、墨家和其他学派的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主张，并对两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两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刘勰和柏拉图两人的艺术思想，分别体现在他们的著作《文心雕龙》和《文艺对话集》中，也分别代表了中西方音乐美学的差异。 一、 刘对音乐的教化功能 刘勰的音乐思想，主要体现于其所著的《文心雕龙》一书中。《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在音乐学家看来，“却也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思想值得注意的好书” 在《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刘勰认为诗歌是当下政治思想生活的表现形式，尧舜、周文王时的音乐使人愉快，而幽、厉、平王时的音乐使人哀怒，这正是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这与儒家音乐美学著作《乐记》所提倡的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观点一致。 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主张用音乐来改造社会风气。这一观点在《乐府》篇中有所体现，刘勰认为音乐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以能渗透进人们的心灵。古代先王对待音乐都很慎重，坚决制止靡靡之音。而教育后代子弟，则一定要学习歌唱有利政教的“九德”之乐。因此，音乐所表达的情感能感动天地万物，其教化作用能遍及各处。 此外，刘勰也继承了儒家对于“中和之乐”的推崇。孔子认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第十七》），《乐记》中认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两者都把“郑声”看做促使社会动乱的因素，甚至起到加速“礼崩乐坏”进程的作用 二、 音乐是否好。现代音乐中的音乐设计 同刘勰一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音乐美学的著作，其音乐思想散见于其《文艺对话集》中。柏拉图认为，音乐是一种美德教育体系，音乐作为一种美德教育，比其他的艺术形式更加深入人心，可以使人的性格变得高尚优美，并且好的音乐可以让人幼年时就树立起符合社会需要的审美，让人能分辨出什么事物是美好的，什么事物是丑恶的，因此也就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在音乐有教化人心的作用这一点上，柏拉图与刘勰的音乐思想大致是相似的，但是，对于什么音乐是好的，两者却有不同的界定。刘勰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和”的音乐才是美的，而柏拉图则赞成有节制、勇敢的音乐。 对于美的标准，柏拉图似乎更为苛刻，他认为音乐是一门科学。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将音乐比作“爱情现象”，他认为“和谐与节奏范围之内的爱情现象”就是指声音高低之间的协调融合以及节奏快慢之间的协调融合，音乐就是研究这些现象的科学。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甚至以法官的判断来比喻审美判断，认为音乐家在诗歌的韵律中加入自己的主观思想，破坏了音乐原有的规则，认为需要制定一套音乐的审美规则，按照规则来客观地评价音乐。《法律篇》中柏拉图为评判音乐制定了三条标准：“首先须了解描写的是什么；然后了解写得是否正确；第三，了解语言、歌唱、节奏中所做的任何描写是不是好。”这三点内容讲述了柏拉图对于音乐判断的基本思想，即理性内容决定感性形式、客观决定主观、善决定美。 三、 刘涌和李清照之间的差异反映在音乐审美上 刘勰和柏拉图的音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西方音乐审美的代表。而中西方各自的音乐表达形式，也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一） 刘和柏拉图对“神”的阐释 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总结出了音乐的五种调式，其中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提到的“利底亚调式”和“混合利底亚调式”，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成近代大小调功能和声系统；而直至今天中国的音乐理论体系尚有待完善，这正是受到了不同音乐思想的影响。柏拉图认为需要建立完善的音乐评判标准，把音乐作为科学的艺术；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把音乐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审美评价标准上较之西方宽容许多。 刘勰是儒家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继承了春秋至两汉时期的儒家学说，另一方面他也代表了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思维活动与事物的形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神”是胸中的臆气所决定的，而臆气就是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在中国古代音乐中，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的形式占据了大部分，如大量描写男女之间美好爱情的乐府诗歌，表现劳动场面的我国最早的说唱音乐“成相”，宫廷中用来享乐的表现统治者文功武德的燕乐、雅乐，诉说民间疾苦的民间小曲，抒发个人情怀和对自然感悟的琴曲、琴歌等，都是以创作者的主观思想为灵感的，也就是“人”这一世俗主体的精神思维的体现。 相较而言，西方音乐史则可以看做是围绕宗教展开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