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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剩余健康与虚拟商品 在“新儒学批判”的理论框架内，有必要讨论所有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庸俗经济学”虽然被马克思否定了，但还是幸存至今。这不仅是由于学术界权力关系的原因，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重视研究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调控机制。通过观察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失败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吸取了其中的教训。但在这里，再一次，我们应该记住，情况远比做一个有倾向性的选择要复杂得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非正统的”流派实际上研究了后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范畴。由此可以表明，主流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回应了马克思，因此以一种辩证的方式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新”这一形容词的使用潜藏着一些问题。“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是批判某种马克思都不了解的新的（或相对较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因为马克思论述存在内在的模糊性，让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确切地表述某些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倾向？这样一种新的或经过更新的批判，作为经济理论话语的延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一种延续？或者，尽管它在与当代经济学话语的关系上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相似之处，它实际上正尝试创造一种不同的批判理论？再或者，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依赖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已经成为被批判问题一部分，它应该代表一种全新的批判？最后，在这个“新”批判的核心理论中，批判各种论述的关键点在哪里？批判各种制度、社会结构、历史趋势的维度有哪些？ 这些困境是抽象的，也不是详尽的。在我提出辩论和条件所涉及的一些内容时，我将牢记这些内容。我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其自身的弱点或难点，而且这些弱点总是和其闪光点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理”的优点比邻而居，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首先要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核心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正是它将对剥削分析与积累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我将提出一个广义的剩余价值概念，解除了马克思设定的、来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理论基础的局限，涉及到“总体从属”（total subsumption）的问题。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一问题更好地了解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是如何支配日常生活的。 一、 资本实践的历史转型：解构策略的必要和可能 正如我们所知，20世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各种批判解读中有一个“共识”，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引入了社会关系这一“结构性”范畴，而不是对商品和人的拜物教分析。“资本”不是“物”，甚至不是资本家和其他代理人处理和加工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件表面“象征性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物”，比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处置和投资的一笔钱、一笔存款或一个银行账户。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它是一种社会主体、个人和所有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扮演特定的角色，这些角色既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对立的。这直接表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与过程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是在一个过程中形成的，由几个相互交织的过程构成，其中交换过程与消费和生产过程交替出现。这个过程应该是永续的，更严格地说是对应物质的、金融的、制度的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条件进行不断地再生产。但是，正如马克思揭示的那样，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也必须是一种转型。资本是这样一种过程，只有通过自身的转型，才能使自身社会地、历史地得到实现。 为了研究资本这一“过程”及其目标导向和驱动力，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谈论的那种关系、那种“社会效应”，这样所有的一切才能变得清晰起来。这一过程的目标是积累，而这一结果在整个过程再次开始时总是被设定为先决条件，其表现的形式是货币资本寻找投资地点和投资方式。同时，资本关系的具体性质特点是，虽然它们可能广泛地出现在多个社会的层面上，受积累规则控制的社会依赖关系最终归化为或简化为一种敌对的剥削关系，即在生产流程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解释为何对立关系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虽然这种剥削关系会或多或少产生动态冲突，但是没有这种剥削关系就无法维持生活和社会的再生产。我们还需要解释我们如何描述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在这种社会关系中，雇佣劳动者的对立面是资本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种社会阶层是具有全球联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直接”形式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关系、总体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形式、权力的分配形式。在这些表现形式中，存在许多社会功能和区别：它不再表现为剥削和支配“主体间”的关系，而是不断演变的“社会”与其自身的一种“客观”关系。 我同意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说法，他认为这是马克思认识论决裂点的哲学核心。这种“决裂”是对以往资本意识形态表征的决裂性否定。在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中，这种否定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表征是必要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