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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法官的官衔与官衔 物质待遇是法官物质安全的主要形式。给予法官合理的物质待遇不但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为其安心供职提供一种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利于吸引优秀司法人才,稳定法官队伍,增强法官职业认同感和敬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的产生。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的物质待遇,已有学者在论著中有所涉及,但迄今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笔者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物质待遇及生存状态的审视,揭示中国近代乃至当代司法威信缺失、法官职业认同感阙如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突出的经济因素。 一、 职业生活保障方面 中国近代法官的物质待遇主要体现为官俸。将法官官俸从行政官官俸中独立出来,制定专门的法官官俸章程,是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独立的必然要求。清朝末年预备立宪中,法部于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奏进《统筹司法行政事宜分期办法折并单》,提出在宣统二年至宣统四年完成法官官俸章程从编定到实行的整个过程。由于朝廷重视不够,加之时间紧迫,准备不足,该项计划落空,法官的俸禄只能与行政官的俸禄相比照来实行。 民国肇始,随着时人对法官职业重要性的认知,法官的薪俸待遇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民国第一任司法总长伍廷芳提出“法官高薪制”的设想,他说,“务令司法俸薪高出于行政者,以示优厚养廉,尊重人格”,借以保持其“冰霜节操,免为利念所动也”,他以英国为例:“英之司法官,比行政官增一二倍,英之大法官,俸薪之优,视首相犹过之;而法官亦守法不渝,为职自重。”但是,民国肇建,百废待兴,这种设想在民国初年未能实现,大理院、京师审判厅的法官仍然比照《中央行政官官俸法》暂行支俸,而外省法官官俸则视本省财政状况由各省自行掌握,没有统一的标准。 随着司法独立进程的深化,将法官官俸从行政官官俸中分离出来,制定专门的官俸章程以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变得尤为重要和必要。1917年7月17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司法官官等条例》和《司法官官俸条例》,确立了法官的官等和官俸。法官的官等,除大理院院长为特任外,其余人员分为五等,一二等为简任,三四五等为荐任。法官的薪俸与官等相辅相成,特任职大理院院长月俸1 000元,简任职官俸分5级,自600元递减至400元,荐任职分14级,自360元递减至100元。 法官进等叙级有严格的限制,初任官者之叙级,须为俸给表中各该官最低之级,晋升也须依次进之,非执务满一年以上者不得进一级;非受至各等最高级之俸,不得叙进一等,非任荐任最高等满五年以上受至该等最高级之俸者,不得进叙简任。除正常俸禄外,法官受至各该官等最高级之俸在五年以上,且确有功绩者,简任官得给以600元以内之年功加俸,荐任官得给以200元以内之年功加俸。年功加俸得计算每年所加总额分月平均计算,与官俸同时发放。 对法官退休后的生活待遇以及伤亡抚恤,北洋政府时期主要适用《文官恤金令》的相关内容。1914年3月2日,北洋政府公布《文官恤金令》中国大事记P13-15,规定恤金分三种:终身恤金、一次恤金、遗族恤金。其中文官在职满十年以上,因法定原因而退职者,可享受终身恤金;文官在职满一年以上、十年以下退职者,得于其退职时给予一次恤金;文官在职满十年以上者死亡时,或虽未满十年,但因公致死者、或因公致病致伤退职后死亡者,得给予遗族恤金。这一规定基本上解除了法官的后顾之忧,为近代法官以及其他公务人员退休和伤亡保障立法之先导。 北洋政府有关法官物质生活的保障从立法上看不可谓不善,尤其是考虑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法律规定的法官官等和薪俸均要高于行政官。法官最低等为五等荐任官,行政官最低为九等委任官,法官最低俸禄为100元,行政官最低为5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洋政府所标榜的法官高薪制。此外,非依法律规定,法官在任期间的薪俸不得减少,即使在惩戒调查或刑事被控期间,薪俸仍应照给。可见,北洋政府出于维护司法独立的需要,在保障法官物质生活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然而,仔细对照法官与行政官的官等与官俸表,不难发现,法官俸禄标准实际上低于行政官。如,五等荐任法官初叙为十四级,计100元,而同样的五等荐任行政官初叙却为七级,计200元。另外,司法部曾多次下令禁止法官兼职,而行政官却常常兼职兼薪,其实际待遇比法官要优越得多。 二、 司法经费纠纷:“人其财产性”的能害 法官的物质待遇虽不及行政官优越,也无法与国外相比,但如果发给足额薪俸,赡养家口、维持生活尚不成问题。然而,北洋政府财政困窘,尤其是20年代之后,军阀混战加剧,军费猛增,自然灾害也频频发生,导致中央财政枯竭,府库空虚,法官薪俸无着落,常常被拖欠数月之久,加之20年代物价猛增,纸币贬值,法官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22年5月10日,北京司法各公署人员,因欠资半年未发,生活艰难,联名向政府呈请总辞职。136总检察厅也因欠薪较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