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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弃地说新考 自南宋以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都有规律地习应。王安石被诽谤，在宋河东路的谈判中从沙漠中逃了数百公里。但这种指责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是否真实可靠?却根本没有人认真追究。抗日战争时期,金毓黻教授写的《宋辽金史》,提出王安石弃地说“语出邵伯温闻见录”。这是因为邵伯温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写成的《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四中曾经说过如下一段话: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州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分画。……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呜呼!祖宗之地,孰敢以尺寸不入于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荆公之罪可胜数哉! 近年来,邓广铭教授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一书中就采用此说,认为王安石弃地说是邵伯温首先“凭空捏造”的。还说,关于王安石弃地说,“在北宋一代的官私记载中,都只能找出有力的反证,却绝对找不出任何一条旁证来。在北宋晚年新旧两派互相倾轧的长期过程中,指责王安石的‘罪言罪行’的大有人在,却也并无一人涉及此事”。 实际上,邵伯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谣言虽属“捏造”,但并不完全是“凭空”。因为在此以前,开始曾参与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而后来却反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著名文学家苏辙,就曾经用“闻”听别人谈论的口吻,诬蔑王安石弃地了。苏辙的言论见于他所著的《龙川略志》卷四《契丹来议和亲》条。现将原文摘引如下: 予从张安道(即张方平——引者)判南都,闻契丹遣泛使求河东界上地,宰相王安石谓咫尺地不足惜,朝廷方措置河北诸将,后取之不难。及北使至,上亲临轩喻之曰:“此小事,即指挥边吏分画”。使者大喜,出告人曰:“上许我矣”。有司与之辩,卒莫能得。予闻之,以问张安道。安道曰:“昔在庆历中,契丹刘六符等来议和亲。……今两朝地界,犬牙相入,非朝廷所详。若依实答之,一付边臣议定以闻,边臣以疆场为职事,谁敢不尽力?其可否仍在朝廷。事英便于此,何必面与之决!” 据南宋初年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十三的介绍,《龙川略志》六卷是苏辙因其兄苏轼的连累被贬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之后,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一O九九年)的夏季“杜门闭目,追忆往昔”而口述的四十条回忆录,由其子苏远“书之于纸”,编辑成书的。到秋天,又回忆笔录了四十七条,编为《龙川别录》。所以,《龙川略志》成书的年代要比《邵氏闻见录》成书的南宋绍兴二年早三十多年,苏辙诬蔑王安石弃地的言论也比邵伯温的王安石弃地论早三十多年了。 以后不久,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所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曾多次引用苏辙《龙川略志》上条材料,并据此而得出王安石在宋辽河东边界交涉中“实主弃地”的论断,说明他对苏辙诬蔑王安石弃地的言论是相信不疑的。虽然他也说张方平于熙宁“元年十二月知陈州,七年十月徙南京”,其后为宣徽使,又调知青州。“八年二月归宣徽院供职,罢知青州”。“萧禧以七年三月十九日来,此时方平实在陈州,未除南京。禧再以八年三月八日来,此时方平实在宣徽院供职。与辙言此事当是七年在陈州时,及是冬还朝,上闻禧当复来,问方平,方平具以白上也。或方平既白上,后在南京更与辙追说旧事耳”等话。但这只是他对上述回忆中苏辙关于和张方平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感到有矛盾,而对苏辙回忆的主要内容——攻击王安石弃地的言论,却是一点也没有怀疑的意思的。其实,《龙川略志》所记苏辙与张方平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没有问题,没有矛盾。只是李焘误会了原文本意,才节外生枝,作出上述不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因为据《龙川略志》的原文,苏辙在南都所“闻”的和向张方平提“问”的,都是契丹遣使求地,王安石建议弃地,宋神宗面许遣使分画,交涉结果宋朝不免失地这一连串已经过去的往事。这从苏撤在叙述所“闻”的上述各事之后,“以问安道”之前,又特别用了个“予闻之”以总括上述各事,可得充分的说明。而李焘却误会成苏辙在南都时所“闻”的只是契丹遣使求地一段,不包括以后各事;并进而把苏辙在南都与契丹遣使求地拉在一起,当作同时发生的事情了。 从内容上看,苏辙这些言论,也和邵伯温诬蔑王安石主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大笔一挥,便把五百余里北宋疆土割给辽朝的谬论一样,并无事实根据,完全是造谣中伤,恶意诬蔑,必须予以揭穿、批判。 首先,苏辙《龙川略志》中所说的“咫尺地不足惜”,“后取之不难”等言论,与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中的有关言论是迥乎不同的。相信苏辙和邵伯温的言论进而认为“安石本谋,实主弃地”的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引用了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中有关对话二十余则,都反映出王安石对宋神宗在这次边界交涉中采取的退让政策是并不赞成的。 熙宁七年初,辽朝将遣泛使至宋的消息传到开封,不仅“人甚恐”,“士大夫已汹汹”,就是宋神宗也“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