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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的美学与《世说新语》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的出现不是一个空穴，而是一个深厚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遗产。在理论上，这种现象通常被描述为“文字交流”。“文本互涉也叫‘互文性’, 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的相互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 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直接引用。有理论家甚至认为, 文本互涉是文学文本得以产生的根本条件。”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史, 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互涉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这里笔者将着重分析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对《红楼梦》人物塑造与人物审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 魏晋美学传统的“人”的内涵是“天然美”,是“神”的特性。这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根本特征,这也是一个“人”的根本目的,也是一个社会风尚。这也是一个社会风尚,也即一个人。一个国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 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 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 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 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魏晋的动乱与黑暗没有导致文化的荒芜, 相反, 却造就了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文艺复兴时期。鲁迅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所说, 是魏晋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李泽厚也认为魏晋时代的文学艺术有很高的造诣, 同时指出当时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 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正由于有这种内容, 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 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 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 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辩风神和精神状态, 受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 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及魏晋美学范式的文学作品是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热情地赞美人, 肯定人的生命、美貌、青春、言词和智慧, 在那里, “人”是唯一的主题。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说过:魏晋时代就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而“魏晋的美学就是人物品藻”。的确, 在魏晋以前, 我国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把“人”当作世界的中心和美的中心。而魏晋尤其是《世说新语》则高举起“人”的旗帜, 认为“人心”“人格”“人的风貌”才是万物之中最美的精灵, 而不是看重人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 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人物的品藻。魏晋时期人们沉迷于人物的容貌、气度、肉体与精神的美, 并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嵇康身长七尺八寸, 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 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 巍峨若玉山之将崩。’”“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 矫若惊龙。’”“王右军见杜弘治, 叹曰:‘面如凝脂, 眼如点漆, 此神仙中人。’”魏晋人不仅看重人的天然美, 也看重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完美。他们无论对自然、对亲友都“一往情深”。“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 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也不同于前代, 它的特点是任情任性, 放荡不羁。其中阮籍行为最为任诞, 蔑视礼法也最为彻底。“阮籍嫂尝还家, 籍见与别。或讥之, 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同上) 总之, 魏晋的美学范式是新颖独特的, 作为“集体无意识”对后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渗透起了很大作用, 对后来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红楼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对史湘云的塑造 前面我们提到了文学作品中的“文本互涉”现象, 即不同作品之间的承袭和模仿。《红楼梦》与《世说新语》的互涉是非常明显的。红楼儿女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魏晋风度, 尤其是贾宝玉和史湘云。贾宝玉与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行为及思想多处暗合和类似。史湘云及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鸳鸯、司棋等也多有“林下之风”。另外, 与《世说新语》一样, 《红楼梦》也很注重人物容貌气质的自然美。 贾宝玉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典型, 他“说不得贤, 说不得恶, 说不得正大光明, 说不得混账恶赖, 说不得聪明才俊, 说不得庸俗平 (凡) , 说不得好色好淫, 说不得情痴情种。”警幻仙姑说他“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 惟心会而不可口传, 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 在闺阁中, 固可为良友, 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 百口嘲谤, 万目睚眦。” (第5回) 王夫人叫他“孽根祸胎, 混世魔王”。“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