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痴》中国古代的国骚.docx

《国痴》中国古代的国骚 一、 《国铭》对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的启示 2000年前，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族诗人屈原创作的九首歌《民族危机》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升华的一首明亮的诗。它顽强而进步的民族气质、吞山而下的英雄气概、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热情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具体反映。也可以说:《国殇》是我们国魂的一曲光昭日月的英雄颂歌。 因此,研究《国殇》,对研究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基因,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今天来说:如何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唤起国魂、振奋民心、开拓未来,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惜,以往的一些学者,因历史的局限性,在研究《国殇》时,未能深刻体会《国殇》的精神实质,产生了种种失误,致使屈原作品中这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蒙上了一层黯淡的尘埃。现在,是为它拭去尘埃,恢复它固有光彩的时候了! 二、 从失败论的角度谈《国铭》的经营对象问题 前人研究《国殇》的失误,主要有二:一是失败主义,二是神秘主义。 持失败主义论点的人,其失误为将文学当历史。把历史事件与文学作品“对号入座”。失败论学派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其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时的蒋骥,他的《山带阁注楚辞》一书,在《国殇》按语中说道:“怀襄之世,任谗弃德,背约忘亲,以致天怒神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原盖深悲而痛极之。.其曰:‘天时怼兮威灵怒’,著兵刃之非偶然也。呜呼,其旨微矣。”他又说:“怼,怨也。曰‘严’者,若有监督之者然。虽当战败,其气弥锐,而天方盛怒,必使尽杀而止。故非战之罪也。国殇所祭,盖指上将言,观援枹击鼓之语,知非泛言兵死者矣。” 如将他这两段话合并解释,则会是这个样子:楚怀、襄二王执政的时候,朝廷信任小人,不用贤德之士,又背约忘亲,以至天怒神怨。这个时候,国家衰弱腐败了,军心也涣散不整了。因此,打起仗来常常失利。但因楚国在过去是很强大的,虽然战败,但军队的余勇尚在,锐气不减当年。盛怒的天帝,为了加快楚国的灭亡,便亲临战场督战,监督秦军杀敌,务教秦军把楚军斩尽杀绝,方才罢休。因此,楚军之所以战败,并不是不勇敢,而是因为天神在惩罚他们呢。屈原说:“天时怼兮威灵怒”,只是说明了楚军之所以被杀戮得如此之惨,决不是偶然的啊! 持这种论点的人很不少,如民初的楚辞学家马其昶,在他的《屈赋微》一书中,在叙述了楚军在丹阳之战大败以后,“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又大败,兹祀国殇。” 至五十年代,郭沫若在翻译《九歌》为白话诗时,也没有摆脱这一论点。在他的白话译文中出现了“阵势冲破乱了行”、“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这样的句子,认为楚军已被秦军杀得阵容大乱,片甲不留了。 直到八十年代,持失败论点的人也还不少,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总结他们的注释,大致不离如下的模式: 秦军兵强将勇,旌旗蔽日地杀向楚军,冲破了楚军的阵营,践踏着楚军的行伍,楚军被杀得张皇失措,只好把战车埋起来,把战马捆起来坐以待毙,用死以效忠国家了。此时,盛怒的天神监督着秦军,在如雷的战鼓声中杀向楚军,终于把楚军杀得片甲不留,完成了上天要惩罚楚国的天意。 总之,持失败论的学者们,都不曾考虑到楚文化的文化基因对楚民族所起的作用,把一个刚强勇敢,生为壮士,死为鬼雄的楚民族,把一个精神上注满了刚强基因的爱国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看得一遇挫折就怨天尤人,只知哀叹“天亡我也”了。 一些神秘主义者,则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国殇》进行了各种曲解,这一派的特点是把《国殇》曲解得神秘莫测。 台湾著名学者凌纯声先生便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国殇》是“猎首祭”的论点,至今在海外还有很大的影响。他在研究《国殇》时,不是用《国殇》的诞生地南郢沅湘间的民俗,而是用中国西南边区佧瓦族、阿美族和台湾高山族的民俗作依据的。他在探讨《国殇》所代表的民俗时说: 《九歌》中的《国殇》、《礼魂》是中国古代僚越的馘首祭枭和现代民俗学上的猎头(Head hunting)及祭首(head feast)。 凌先生以云南的佧瓦族(佤族)和阿美族的民俗为例,论述道: “战争与猎首不分,部落间为了争地、劫掠或者复仇等原因,引起战争而猎首。有时为要得头以祭谷神或田神,或酋长之丧必得一人头祭之,因猎首而引起战争。” (原文载台湾联经书局《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国殇·礼魂与馘首祭枭》一书,1979年版。) 凌先生为了要证明《国殇》即“猎首”风俗的异变,完全忽略了《国殇》的完整性,而是从中抽出一两句诗,来和“猎首”比附。如他对“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迢远”是这样论述的: “猎头民族如佧瓦人相信远处的人头胜于近处的,因远处人被砍头后,他的灵魂不认识路途回去;且在本地又无亲友可以专心致志地保佑他们。” 凌先生即依据这一民俗把《国殇》与《礼魂》理解为“祭敌首并举行招魂仪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