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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耻感教育的伦理反思 产业伦理文化是一种精神生产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企业物质生产力一起构成了企业生产力的整体效果。一些规模大的公司已开始聘请专门的企业伦理顾问, 并对雇员进行诚信、责任的伦理教育。企业伦理文化体系的构建固然重要, 但在企业员工的思维和行为中, 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 若没有耻感与良心的萌动、确立, 诚信和责任等伦理原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愿望。所以, 耻感不仅是人性的“大端”, 更是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基石。 一、 文化方面的问题 何谓耻感?它“是指行为主体依据自己内心深处善的标准, 对特定行为现象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而产生的愧疚、羞耻、不安与畏惧的心理体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化模式”: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 (shame culture) ,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 (guilt culture) 。然而, 这一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正在我们所要抛弃的。在经济领域, 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不惜采用各种恶劣手段, 且不以为耻, 没有负罪感、内疚感, 丧失了基本的社会良知。经济领域的败德现象使我们深刻认识到, 一个没有耻感意识的企业注定不能获得长远发展, 一个没有耻感意识的社会更是没有前途的。正如康有为所说的:“人之有所不为, 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 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 在养民知耻。耻者, 治教之大端。” (一) 道德规范的教育 耻感自身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 是一种否定性的自我心理体验, 这种心理体验使人无论是否有外在法律的监控, 都能够在行为发生之前做出自我约束。因此, “羞耻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良知警醒的普遍意义”, “具有道德自律性与道德良知性”, 能够促使道德主体中断自身的不良行为, 达到“善”的境界。自律作为个体道德发展所实现的一种品格或是道德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一种境界, 是以耻感的发展为基础的。在事前, 人只有知耻才可能控制自己的“非分之想”, 才有可能把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规范之内;在事中和事后, 人只有感到羞耻, 才有可能对行为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匡正, 提高遵守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实现道德上的自律。“有耻感, 才有自律精神, 才有自律能力, 才有向善而行的勇气与力量。”这就是我们进行耻感教育的价值诉求。美国兰德公司对世界500强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 发现凡是百年不衰的企业都普遍重视企业伦理文化建设, 注重伦理道德意识的渗透以及运用伦理道德手段进行管理。加拿大工学院以曾经设计失败而倒塌的桥梁钢材为材料, 为学生配发“耻辱戒指”, 激发学生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 “耻辱戒指”不仅为学校赢得了声誉, 也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在当代社会, 企业进行伦理文化建设以耻感教育为基石, 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员工个体耻感的发展, 使其逐步成为具有自律品格的当代公民, 还可以外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 实现企业作为行为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限制, 进而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二) 中国耻感文化的观点与价值取向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时期,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逐利性特征, 使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企业在市场经济逐利性理念的驱使下, 容易诱发见利忘义、舍义取利的拜金主义行为趋向。中国儒家学说宣扬“修己以安人”、 “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这些传统道德要求具有很强的自律性特征。虽然传统文化对自律的要求是针对个人的, 但企业作为人来经营的经济实体, 仍可以把这种观念外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但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出现了: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作为追求目标的, 而自律的道德观念经常会与企业的当下利益追求发生冲突。那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早在先秦时期, 先秦儒家在提出以 “义”为耻荣评价标准时, 并没有否定排斥利。他们认为, 作为“义荣”行为回报的“势荣”是正当的, 也是值得追求的。但是, 那种以不义之道所获之“势荣”, 必须唾弃。中国耻感文化在“义”、“利”关系问题上, 特别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论出发也认为, “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 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任何时代, 个人的道德观念、自律性都决定于特定的经济关系,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讲利益原则和经济效率, 它也是一种“法治—德治经济”, 以此指导企业进行以耻感教育为基石的企业伦理建设, 有助于消解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 企业耻感教育是企业员工道德教育的开始 如何才能重塑中国企业的耻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