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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荣辱观新解 “尊重荣辱，安全有规律地享受乐趣”（荀子荣）。早在两千多年前, 著名的儒学家荀子就将荣辱问题视作事关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 并进行了相当系统的论述。不仅是荀子, 几乎历史上所有的大儒都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荣辱的理解, 这些内容丰厚、见解深邃、价值宝贵的观点主张, 为我们今天培养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了丰沛的思想资源与强大的思想动力。何谓荣辱?知荣辱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使人求荣拒辱?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以贡献于当今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 一、 儒家的使命意识,使人认识到受 荣辱问题是儒家一直关注的问题, 因为他们自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以道教民、以道得民, 终生“志于道”的知识分子, 是一个对人类灵魂的高贵、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修养的完善负有“天职”的人。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民众提供善恶标准, 向世人阐释荣辱之规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在最早的儒家经典《尚书·洪范》当中有“立皇极”的思想, 所渭“极”即为标准之意。意思是说, 实现社会秩序和谐的常道之一就是统治者应该为民众建立一套明确的行为规范体系, 使其活动有所遵循。孔子以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将这种外在强制性的“皇极”建立在人的本质性规定基础之上, 将人的行为规范体系与人的本质相统一, 使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人性需求, 孔子所成就的正是“立人极”的伟业, 所以, 宋儒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 立人极焉”。 (周敦颐:《太极图说》) 张载将这种立人极的伟业提高倒一个更为高远宏大的境界,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张子语录·语录中》) 儒家正是在这种使命意识的驱使下, 阐明他们关于是非、善恶、荣辱等价值问题的认识。 儒家关于荣辱的认识体现在如下的思想当中: “叔向问晏子曰:‘何若则可谓荣矣?’晏子对曰:‘事亲孝, 无悔往行, 事君忠, 无悔往辞;和于兄弟, 信于朋友, 不滔过, 不责得;言不相坐, 行不相反;在上治民, 足以尊君, 在下莅修, 足以变人, 身无所咎, 行无所创, 可谓荣矣。’”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仁则荣, 不仁则辱”。 (《孟子·公孙丑上》)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 生以辱不如死以荣”。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由义为荣, 背义为辱。轻重荣辱, 惟义与否”。 (《陆九渊集》卷十三《与郭邦逸》) 由此观之, 儒家将仁义之道作为评价人的行为是否确当地标准, 符合仁义之道要求的行为便是“荣”, 反之便是“辱”。仁义之道作为荣辱的一般性评价标准相对于不同身份等级地位的人来讲又具有特殊而具体的规定, 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要求各不相同。 荣与辱是一对价值关系范畴, 从属于儒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 这一体系从天人关系出发, 以追求善作为轴心, 以仁义之道作为基本价值原则, 具体展开为义利、理欲、公私、生死、忧乐、善恶、荣辱等价值关系, 及慈、孝、良、悌、惠、顺、忠、信等具体价值规范, 终极的目标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境地。在这一体系当中, 任何一对价值关系范畴的涵义都与体系当中其他关系范畴密切相连, 都不是孤立自存的。积极的、肯定的价值:义、理、公、生、善、荣等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相融、相互规定的。荣就是义理公生乐, 辱就是利欲私死忧恶, 依此类推。因此, 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儒家关于荣辱的规定必须将其置于整个儒家价值规范体系当中, 单纯就荣辱而言荣辱会导致片面狭隘的理解。 儒家关于荣辱的规定源于他们对于人之为人本质的自觉体认, 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仁者, 人也” (《中庸》) 这一影响深远的基源性命题开始, 儒家便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阐发着他们对于荣辱的理解:一切符合人的本质要求的行为便是荣, 一切违反人的本质要求的行为便是辱;一切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行为便是荣, 一切有害于人生存发展的行为便是辱, 这种规定赋予了儒家的荣辱观以浓郁的人本主义性格特征。在他们看来, 荣与辱不仅事关个人事业之成败、国家社稷之兴衰等功利价值的实现, 而且关系到人类精神世界之完善, 人的价值之实现、人格尊严之捍卫、美好品格之养成等终极性价值的实现。儒家对于荣辱的本质及特征的理解, 表明他们的荣辱观不仅内涵深刻而丰富, 而且具有多重而广阔的面向。 二、 知耻、知耻、知耻以道德规范为起点、其学人环境之美即为人 儒家立人极的目的是希望自己所创制的一套价值体系被全社会所理解、认同, 进而在具体的行为活动中自觉履践, 最终实现成己成人的终极目标, 这一思想过程是沿着知行合一的思维轨迹进行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指出, “知之愈明, 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 则知之益明”。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 虽然, 知与行“常相须”, 是相互依赖、相互发动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