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议的历史流变.docxVIP

八议的历史流变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理论指出，奴隶社会的法律和封建社会的法律有许多共同特点。除了确保个人财产，而且在司法上是残酷的、武断的和残酷的。公开确认并维护等级制度和等级制度特权是共同的特征。 中国封建法律中八议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八议起源虽古,但见于律者,自魏始。有关八议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所谓“八辟”即:“议亲之辟”,“议故之辟”,“议贤之辟”,“议能之辟”,“议功之辟”,“议贵之辟”“议勤之辟”,“议宾之辟”。辟,就是法。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不但掌握着统治的工具,并且设法垄断法律,使法律成为不公开的,即“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为了使奴隶主贵族犯法不致在狱吏面前受辱,规定大夫以上贵族“不躬坐狱讼”。在刑罚执行方面,“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礼记·文王世子》)。“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周礼·秋官·司圜》)。这就是说,有爵位的和王族不公开行刑。在奴隶社会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不仅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权利,而且还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这种情况被后来的儒家学者概括为两句话,叫作“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刑无等级”的原则。《商君书·赏刑》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这就是说,一国之中,除了君主以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超于法律之外的特权。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韩非,针对奴隶制的“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也提出“法不阿贵”的主张,《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就是说,不论任何人犯了罪,都必须绳之以法。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商鞅与韩非提出的“刑无等级”和“法不阿贵”的原则,对于打破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和消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保护和促进新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等级特权制度。因此在商鞅下令取消奴隶制等级特权制度的同时,便着手建立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 西汉王朝的立法对地主贵族官僚的特权的保护,就比秦朝时期前进了一大步。按汉朝法律的规定,贵族官僚违法犯罪时,除了享有“赎免”的特权外,还有所谓“上请”的规定。上请制度就是贵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无权审理,须先奏请皇帝裁断,皇帝可以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如和皇室的亲疏关系,现任官职的大小,以及对封建国家的贡献等等,来决定减免其刑罚。汉高祖八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这是汉朝实行“上请”制度之始。东汉时期,贵族官僚的上请特权又有所扩大。光武帝建武三年诏:“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有罪先请”(《后汉书·光武帝纪》)。综观两汉时期,适用“上请”的范围越来越大,而通过“上请”减免其罪过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八议入律始于魏也”。曹魏时始有八议之说,这样就使得贵族官僚地主更全面地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更加深了广大人民的苦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还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八议制度的内容。其一,北魏和南陈的法律,在优待办法上,除了请、赎以外,还创立了“官当”之法,即允许以官当徒,用官爵抵罪。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高官显爵绝大多数控制在豪门士族的手里,所谓“官当”十分明显地符合他们的利益。陈律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隋书·刑法志》)。这种把官当与古代赎刑结合的办法使封建官僚完全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其二,在适用范围上,凡属严重侵害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犯罪行为,都被排除在八议之外。如北齐律规定的“重罪十条”,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这是八议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发展。隋朝的统治者总结了汉魏以来的有关保护地主贵族官僚的等级特权的立法经验,使八议制度的内容更加充实。《开皇律》明确规定了封建统治阶级在法律上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的优待办法。所谓“例减”,即“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所谓“听赎”,即“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有了上述各项规定,贵族官僚地主即使违法犯罪,也可以逍遥法外而不受惩罚。 封建的等级特权,反映在法律关系和司法活动中,严格规定了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分,以及与其身分地位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