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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再思考 关于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学术界进行了大量讨论。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例, 早在1950年代, 有关学者就围绕着辛亥革命究竟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展开过别开生面的讨论。1980年代以后, 面对境外学者的种种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学者们更是撰写了大量论文, 力图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过, 在此后不久, 中国大陆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 也开始出现分歧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固然还大有人在, 但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国内民族运动,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王朝更替。 笔者认为, 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 是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大陆学者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出发, 撰写出了大量颇有分量的论著;美国学者从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运动”的认识出发, 不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 其影响且及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台湾有关学者从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的认识出发, 也对这场革命做了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 以往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 基本上都是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入手。领导者当然是决定革命性质的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也不妨碍从别的角度探讨这场革命的性质。比方说,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是否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呢?笔者认为, 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 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可能有人会说, 学术界早就有过定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虽然学术界早就有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对君主专制革命的说法, 但这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可以将辛亥革命的性质表述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但不可以表述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因为在将辛亥革命定性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这种表述中有一个潜台词, 那就是革命的一方是主张民主的, 而被革命的一方则是坚持专制的。然而, 这一潜台词是有问题的。问题主要出在被革命的一方。 当革命势力在19世纪末年初兴的时候, 清政府确实是坚持专制的。但是, 到了20世纪初年, 清政府其实已经不再坚持专制, 而做出了政治改革的姿态。其1906年9月1日的上谕, 明确宣布要“仿行宪政”(P44)。更重要的是,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 其改革措施涉及到行政、立法、司法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开始偏离了君主专制的轨道, 朝着“宪政”的轨道迈进。既然革命者与被革命者都主张宪政, 显然不适合将这场革命称为“宪政与君主专制的较量”, 或“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了。而如果将辛亥革命定性为“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在清廷未开启宪政改革之前, 革命派就有了建立共和国的理想。这个时候, 与共和制相较量的君主制, 是传统的君主专制。在清廷开启宪政改革之后, 与共和制相较量的, 则是拟议中的立宪君主制。 在我们的这种界定中, “君主制”的提法看起来有点笼统, 但却能将转轨前的君主制与转轨中的君主制均囊括其中, 反而显得准确。这是其一。其二, 更为重要的, 在我们的这种界定中, 显示了在清季存在两种宪政道路竞争的事实。这两种宪政道路, 一种是革命派追求的民主共和, 一种则是包括清廷在内的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君主立宪。 讲到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人们马上会想到, 这是发生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一场博弈。确实, 这场较量主要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第一次在中国提出, 革命之后不再保留君主制, 而要建立一个共和国,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而清政府承续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 直到20世纪初年都是坚持君主专制的。1906年开启预备立宪之后, 始决心放弃君主专制, 建设君主立宪。革命派的活动, 从办报宣传到武装斗争, 都有彻底推翻君主制的用意, 而清政府的所有镇压革命派的行为, 以及所有改革的举措, 则都有捍卫君主制、否定共和制的含义。二者较量的结果, 是革命派取得胜利, 君主制被推翻, 共和制在中国建立起来, 中国由“帝国”进入“民国”。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基本面相。这一过程已为学术界所熟知, 此处不赘。在这里所要补充的是, 这场较量除了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之外, 也在别的层面上展开过。 首先是共和制与君主制的较量, 曾在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上演。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 虽然被清政府赶到了海外, 并对清政府的诸般改革措施多有不满, 但从一个整体来看, 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 倒是比较坚决地反对共和制。因此, 正如学术界的研究所揭示的, 在辛亥革命期间, 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围绕着中国究竟应该搞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问题, 曾经发生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 革命派认为中国应该废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