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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引起了社会公众、政府和企业的关注,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各国环境法规和监管的日趋严格,加上若干重大环境事故的发生,环境活动逐渐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外界传递其环境表现信息的工具和社会监督企业环境保护活动的途径,逐渐受到重视,发达国家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先后推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和指南,发达国家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开始普遍化。 本文根据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综述性地介绍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践提供借鉴。 1 外国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特点 国外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已有数十年的实践,在披露渠道、披露方式和披露的国家及行业分布上都具有一定的特点。 1.1 独立的环境报告 国外企业主要通过公司年报、独立的环境报告、公司网站和新闻媒体等渠道披露环境信息。 早期的环境信息披露渠道主要是年报,相关信息分布在年报中的不同部分,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财务报表及附注”、“董事会报告”及“分部报告”等。大部分针对英美企业的研究发现,“管理层讨论和分析”部分以及“财务报表及附注”部分的环境信息披露比“董事会报告”部分的多,且前者更具有强制披露的性质(Ingram 和 Frazier,1980;Wiseman,1982;Freedman 和 Wasley,1990;Gray等,1995)。 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独立环境报告、公司网站和新闻媒体等披露渠道。独立的环境报告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被企业采用。有证据显示: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公司网站而不是年报来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独立的环境报告和公司网站的披露更具有自愿披露的性质,独立报告和网站等披露渠道的采用会减少年报中提供的环境信息。 1.2 企业环境量化信息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方式主要有定性披露、非财务量化披露和财务量化披露三种。 Ness 和 Mirza (1991)分析了131家英国企业1984年的年报,其中91%的环境信息是定性描述的,9%是非财务量化信息,没有财务量化的环境信息。Niskala 和 Pretes (1995)对芬兰环境敏感行业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研究,发现采用定性披露的企业明显比非财务量化披露和财务量化披露的企业多。Guthrie等(2008)发现,澳大利亚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中,定性的信息最多,占91.2%;非财务量化的信息较少,为8.2%;财务量化信息最少,仅为0.6%。Cho 和 Patten (2007)的研究显示,在环境敏感性行业,企业间非财务量化披露没有明显差异,环境表现差的企业的财务量化信息披露程度较高。在非环境敏感性行业,环境表现差的企业非财务量化披露程度相对更高。 1.3 国外企业的环境诉讼信息披露程度 Fekrat等用评分法对18个国家6个环境敏感行业的168家企业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比其它任何一国都多,日本企业的披露程度最低;对于环境诉讼信息,美国企业比其它任何国家企业的披露程度都高出很多;从行业来看,林木业环境信息披露程度最高,汽车行业披露程度最低。Adams等 (1998)对西欧国家的比较发现,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项目总数从多到少排列,依次为德国、英国、瑞典、瑞士、法国和荷兰。来自美国、西欧和芬兰等国的证据也说明行业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差异。 2 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 国外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企业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总体环境因素,包括:不断变化的社会关注、负面的媒体报道、重要的环境事件的发生、政治群体的关注和环境诉讼等。 2.1 内部因素 2.1.1 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 通常而言,规模大和环境敏感的企业会更多披露有关环境活动的信息,有效的公司治理会鼓励和推动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 Adams等,Patten,Brammer 和 Pavelin都证实,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是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解释变量。Karim等 (2006)的研究表明,外资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较少披露环境信息。Brammer 和 Pavelin还发现,股权分散的企业更可能进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Brammer和Pavelin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结构也可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不同程度的影响。Al-Tuwaijri等则证实,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管理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正相关。 2.1.2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