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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浙江的客民与民间宗教 在中国古代，客家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接受当地文化和高度移民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由于生存环境恶劣, 与民间宗教等秘密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前学界虽也有注意, 但着墨不多。本文拟以明清时期客民云集的浙江为例, 对该问题试作探析。 一、 动范围广泛 明清时期, 浙江民间宗教蓬勃发展, 教门活动范围遍及全省各个地区, 教派众多。在这些教派中, 几乎都能看到客民的存在。以下对浙江主要的几个民间宗教中的客民活动进行考察: 1、 联运水主要信息 在展开论述之前, 必须先说明一下浙江漕运水手的身份。明清漕运进入全盛时期, 解送漕粮需要大量的水手、船工和纤夫, 明政府或强征民户服役, 或组建运军承运, 但到清代, 旧的运丁制度难以维持, 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 明令规定:今后每艘漕船除必须保留二名运丁外, 其余十名水手皆可改为招募, 从此应募水手代替运丁成为漕运的主力。但漕运条件很差, 工作异常艰苦, 浙江本地人极少应募, 故“向雇外来水手, ”主要是“山东、河南无业之辈”, 也就是说, 浙江漕运水手的主体是客民。 罗教与漕运水手关系密切, 相互依存。该教始祖罗清就是运粮军人, 漕运水手是罗教的第一批信徒。后来, 罗教又主要沿运河传播, 漕运水手是其主要信众。浙江罗教始于明末, 正是通过漕运水手传入的。据清代档案史料记载:“明季时, 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 流寓杭州, 共兴罗教, 即于该地各建一庵, 供奉佛像, 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 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 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 以致日久相率皈教。”翁、钱、潘三人均非浙江人, 翁、钱两人来自北京密云, 潘姓来自江苏松江。他们后来在组织中被尊为“三祖。到清代, 罗教发展日益兴旺, 浙江成为罗教的中心。据清雍正元年十二月刑部尚书励廷仪奏报:“凡有漕七省之水手, 多崇尚罗门邪教, 而浙江、湖广、江西三省, 其党更炽”。浙江所有漕帮中都有罗教活动。雍正五年, 清政府在审理江淮卫七帮水手严会生被金衢卫所帮水手赵玉割去耳朵一案时, 发现罗教及罗教与漕运水手关系, 并审出漕运水手传习罗教之情形。据坐粮厅呈称:“各帮粮船舵工水手, 各立教门, 多收门徒, 结为死党。”案犯刘把式供称:“从这教门 (罗教) 不止我一帮的人, 每帮也有四五人, 也有十数人的”。到雍正年间, 浙江参加罗教的水手“数以万计”, 而且, 明显还呈上升之势, 到雍正五年末, 漕运总督会同浙江巡抚李卫协同办理罗教案时, 李卫甚至说“浙帮水手, 皆信奉罗教。”不过, 李卫的陈述应该有所夸大, 实际上, 漕运水手人人皈教应是到嘉道年间, 据当时史料记载, “凡投充水手, 必拜一人为师, 派到辈分, 彼此照应, 各分党羽以自强。”这样, 所有的漕运水手, 都成为罗教的成员。道光五年官方估计, 各种帮派控制的水手人数“不下四、五万, 沿途牵手尚不在此数”。随着水手大规模入教, 运河水次罗教庵堂数量日增, 俱为水手们集资建立, 最多时达到72座。雍正五年, 浙江巡抚李卫查缉罗教, 仅杭州北新关外就发现罗教庵堂三十余处。可见教势之盛。这些庵堂的主要功用是“容留粮船水手住歇, ”掌庵之人也多由年老退休之漕运水手提当, 庵堂完全成为漕运水手把持的宗教和生活场所。 2、 入教人员的改造 应继南创建应氏无为教, 亲自传授了二十八位骨干教徒, 其中外省人士有南直隶的陈子忠、朱岳, 江西九江瑞昌的朱子龙等。应继南创教之后, 一直在浙西、浙东各县游走传教, 基本上没有出过浙江省域, 故这些外省徒众应该是在浙江加入该教的。福建莆田人蔡文举, 长期在浙江温州从事鱼业贸易, 在此期间, 接受无为教徒王华明劝化, 加入应氏无为教。据《古佛宗派·蔡公出世》载, “天启元年正月初三, 蔡公时年三十四岁, 载鱼鲄到浙江省温州平阳县海边出卖。尚未起船时, 王老师到温州……见蔡公奇容可爱……即度公持斋受戒, 皈依正法。”后应氏无为教影响减弱, 蔡文举又受王华明的影响, 改奉金幢教, 并成为福建金幢教始祖。另外, 福建长乐人陈学堂、江西人吴近轩等都是在浙江时皈依应氏无为教的。应氏无为教因清政府的严厉打击在浙江基本绝迹, 清乾隆年间, 客民重新把其传回浙江。原来, 应氏无为教曾有一支传入福建西北部, 教首为张玉柱, 上杭县民郑统是其徒众。乾隆十一年 (1746) , 郑统迁往浙江遂昌县谋生, 郑统打着无为教教首张普天之徒的旗号, “劝人持斋念佛”, 以“祈福消灾”, 吸收了不少信众。这样, 在浙江已经基本绝迹的无为教又传回浙江。由于在山区, 并未引起当局的注意, 孤立地传了二十多年, 直到乾隆四十年三月, 才被浙江地方当局查获。 3、 筹莫展,逆溪区域板民主教育 应氏无为教从创建到发展都离不开客民中棚民的影响。姚文宇在创建教门之前,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