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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书画的著作权治理 关于旧作品的伪造，自古以来就有发生过。张大千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他临摹石涛的作品, 惟妙惟肖, 真正是以假乱真。有一次, 张大千和友人在美国参观一个展览, 当他见到一幅署名“石涛”的画时, 得意地对陪同参观的人说“这幅画是我画的”, 同行友人大惊失色, 把他拉到一边严肃地说, 在美国这是犯法的, 如果警察知道了, 你将会有牢狱之灾。其实按照中国的法律也是不许可的。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48 条规定,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作品的行为是侵犯著作权行为, 视其假冒制作、复制、销售的数量, 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了解, 现在销售假字画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 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地下灰色产业链。 假书画交易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街区、古玩市场、书画艺术聚居区、建材市场、旧货市场、宾馆饭店、机场和一些书店。此外, 一些网络销售平台和一些专业书画交易网上的书画交易也很活跃, 产品鱼龙混杂, 以假书画居多。市场上交易的假书画种类主要有临摹仿制的名人书画, 假冒名家、名人署名书画以及高分辨率的印刷复制品。 虽然, 法律规定不得制作、销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书画作品, 有关部门对制售假书画较为猖獗的地区也进行过多次清查整治。每次整治之后, 在短时期内, 公开出售假冒他人署名书画作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每一次整治之后又有新的反弹, 且规模更大, 方法更多样, 隐蔽性更强。对于有关执法部门而言, 不能不作为, 更不能熟视无睹, 必须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依法打击制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书画作品行为。然而, 对于全社会而言, 也需要澄清关于书画作伪的是非观念。书画造假者猖獗而又没得到有效治理, 社会上, 特别是一些艺术家对书画作伪表现出来的大度、同情、宽容, 以及有些以假充真、鱼目混珠、心存侥幸, 期待获得不义之财的购买者, 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书画造假存在和蔓延的社会根源。 真正严肃的艺术家对书画造假从来都是深恶痛绝的。记得在上世纪80 年代末, 书画造假尚在浮萍之初。原新闻出版署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者评选国家图书奖, 王朝闻是艺术门类评委会主任, 在评选一套《齐白石画集》时, 他认为, 其中可能有赝品, 这套书出版可以, 但不能入选, 但由于多数评委投了赞成票, 此书入选。王朝闻当场拂袖而去, 退出了此次评选。若干年前, 沈鹏与我聊天, 说起书画作伪之事, 他恰好前不久刚见到了一位美国当代艺术收藏大家, 在谈话间也讲到了中国的书画作伪, 这位收藏家十分不解, 说像张大千这样作伪之人怎么在中国还有这么高的艺术地位, 并将他的作伪一再传为美谈?其实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脱离临摹和借鉴的, 但这与造假存在本质的区别。严肃的艺术家临摹他人的作品, 一定要署明原创作者是谁, 临摹者是谁。这并不降低作品的艺术价值。2011 年, 77 岁高龄的靳尚谊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创造性地临摹了文艺复兴时期荷兰艺术家维米尔的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女孩》, 引起了艺术界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艺术评论家们认真分析了原作与临摹作品的艺术区别, 一致认为是一幅极具价值的作品。李可染先生之子李庚临摹了其父的一幅作品, 因临摹水平高, 且风格一致, 李可染先生为防以后有误解, 专门在此画上题字说明:“此小儿李庚摹吾旧作, 略有似处, 可染题之。”听说过了两年, 这幅画出现在拍卖市场上, 李可染先生亲署的一行字, 只剩下了“可染题之”四个字。严肃的艺术家对当下越来越多的造假非常愤慨, 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都有艺术家疾呼, 制止这种行为。更多的艺术家表现为一种无奈。社会上传得比较多的是启功对他的字画造假的评价, 凡不是启功的作品, 他一律诙谐地说“这幅字比我写得好”。有一次见到一本欧阳中石亲笔题写刊名的杂志, 这本杂志的头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中石治学和书法的, 在文章中插了4 幅他的书法, 其中就有一幅是假的, 真是匪夷所思。 书画作伪愈演愈烈, 究其根源, 目的是取得暴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富裕了, 需要更高品质的生活, 而文化和艺术就是这种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构成, 除了欣赏, 艺术品保值增值的特点也使社会对艺术品的需求大为扩张, 而艺术家却并不是像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大量生产和复制, 几十年, 上百年, 天生的禀赋、特有的机缘和卓绝的努力, 才能成就极个别杰出的艺术家。这是一种规律, 这种规律就决定了杰出艺术品的稀缺性, 在巨大的社会需求和艺术品的稀缺性碰撞下, 就赋予了少数艺术作品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现在的造假者们, 就是要把水搅浑, 与艺术家们分享这样的成果, 借助于技术进步, 现在的造假已与古来有之的临摹大不相同, 传统意义上的临摹和借鉴已不复存在, 在高端技术支持下, 已成为花样不断翻新的复制。一些艺术家气愤地说, 他们不是在复制我的作品, 而是要复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