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旧城更新中的社区发展.docxVIP

发达国家旧城更新中的社区发展 随着中国旧城的翻新，弱者和社区利益的丧失有时会被占领。从国际趋势看,发达国家旧城更新不再由政府主导,越来越多地运用规划方法,将社区纳入决策与实施主体,实现旧城更新由物质更新向社区发展的转变。这一演变轨迹,在最早进行旧城更新实践的美国和灾害频发的日本表现尤为清晰,因此本文拟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回顾其旧城更新政策的演变过程,总结特点,探讨两国经验对我国旧城更新规划的启示。 1 将资源引入居民的居住环境 “社会建筑”在美国包含社区规划、邻里保护、社区设计、社区发展及技术协助等内容,主旨是通过改进资源使用方式,促使社区内所有居民参与自身居住环境的再塑造与管理。 1.1 “社会建筑”思潮的提出 1949年起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表1),希望通过拆除重建实现社区改善、经济复兴和消除隔离,但在实施中,地方政府忽视居民需求,替代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开发。这种忽视社会、经济及文化要素的物质更新毁誉参半。在此背景下,各地居民、社团组织和规划师等发起了抗争活动,推动了“社会建筑”发展。1965年进步规划师首次在贫民区设立工作站,提出“辩护性规划”。1980年代“社会建筑”突破对抗方式,结合公众参与,成为政府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手段。1990年代,结合以人为本理念,“社会建筑”理论与方法趋向多样化,进一步发展为促进社区发展的规划运动。 1.2 “社会建筑”的主要内涵 1.2.1 当代俄罗斯的当代城市规划 1970年代初,西方规划学界对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现代城市规划提出了反思和批判,发展了重视社会文化的后现代城市规划。1980年代,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以交往理性作为对工具理性思想的扬弃,进而规划学界形成了建立在多方沟通和协商基础上的“沟通规划”、“协作规划”和“协商规划”,指出规划师应使用沟通技能表达弱势群体的价值判断,并通过各种途径让社区居民参与旧城更新全过程。 1.2.2 新旧政策融合的阶段 1970年代之前的旧城更新饱受诟病,国会于1974年起开始实行具有人文色彩的旧城更新政策,新政策通过联邦政府向地方拨款和赋权,促使旧城更新转向社区复兴,进入了以社区邻里环境整治和社区活力振兴为主的阶段。 1.2.3 新旧社区更新主体的变化 1970年代,城市宪章明确规定社区委员会、社区服务顾问团等社区组织的组成及权限,并且宪法修正案裁定在不影响区域或国家整体发展前提下,社区有权决定自己的特色,因此社区发展规划的编制和修改、土地利用法规的审批等都要举行听证会征询社区成员意见。旧城更新通过政府规划权力下放及规划师组织沟通,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变为以社区为主、政府支持的更新主体。社区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联系协作的平台,在“社会建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1)。 1.2.4 大力加强公共新能源,发挥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作用 1970年代以后,“自上而下”的物质更新规划逐步被“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规划所替代。规划师由专家转变为私人顾问、非营利组织、社区设计中心及协助小组等角色,使政府和社区在同等平台上协作,促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发展。此时期,“社会建筑”采用了由地方政府支持的“社区规划”和由社区主导的“社区发展规划”两种形式。前者着重解决传统旧城更新规划忽略社区多样性,社区规划无法与相关规划协调的问题。借鉴“社区行动计划”理念,由政府出资资助公众参与和社区组织,促进公私部门合作更新。后者在总结“社区行动计划”经验基础上,提出应强化社区实际控制能力,成立由社区代表控制的非营利组织“社区发展公司”,由其负责编制、实施规划,行使资金使用权力,并通过教育培训增强社区治理能力,地方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责任。 2 解决更新问题 日本的“造街活动”(1),在广义上,可以解释为从软、硬两方面解决一个地区或街道的更新问题。根据目的不同,可以分为艺术造街、景观造街、历史造街等,大多以居民为主体,或政府和居民合作的方式。 2.1 “造街活动”的兴起 日本政府于1951年起开始制定相关政策(表2),最初通过拆除重建住宅缓解战后居住空间不足,随后转为商业开发,导致地价高涨,引发城市蔓延,并反过来使旧城持续衰退。在此背景下,1960年代出现了旧城更新抗争活动,如反对在旧城建设高架桥和拆除历史街区,并且出现官民协作推动再开发工程现象。1970年代,城市规划界逐渐重视社会规划,借鉴欧美经验,发展出颇具自身特色的“造街活动”。进入1980年代,政府认识到只有在地区层面才能真正协调民间权利以实现城市土地整备(2),因而鼓励社区有组织地拟定计划鼓励原住民参与“造街活动”,如神户市政府颁布“造街条例”,建立了“造街协议会”组织,为“造街活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1990年代,地方政府自主权增大,形成了制度化的资助方式,社区民众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行动,以团体方式成为更新主体,参与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