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道统与文统的嬗变.docxVIP

论明清时期道统与文统的嬗变 一、 以“致通俗,入法以实践”为核心的儒学体系的形成 明朝建立后，他继承了宋元时期的思想文化政策，建立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 明初思想界基本上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 他们大都谨守程朱之绳墨, 正如《明史·儒林传》所说:“原夫明初诸儒, 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 师承有目, 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 守先儒之正传, 无敢改错。”这种状况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控制, 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 但同时也使程朱理学日趋僵化, 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程朱理学的禁锢下, 成化以前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沉闷。最先打破这种沉闷的是成化、弘治年间的陈献章。陈献章也曾以程朱理学为宗, 年近30开始跟随吴与弼学习, 并反思程朱理学, “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支离者, 洗之以长风, 荡之以大波”。所谓“汩没支离者”实际上就是指程朱理学。秉持“学贵知疑, 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 疑者觉悟之机也”的治学理念, 陈献章创立了“自得”之学, 认为“道”不需外求, 而是“自我得之, 自我言之”;他还说:“宇宙内更有何事, 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 吾自信吾;自动自静, 自阖自辟, 自舒自卷。”陈献章的思想成为明代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 故《明史·儒林传》在评价了明初“笃践履、谨绳墨”的学术特点后指出, “学术之分, 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正德、嘉靖年间, 阳明心学开始兴起。王阳明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 认为:“夫道, 天下之公道也;学, 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 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阳明汲取了老庄和佛教中的心性论思想, 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 重构了儒学的意识形态。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 程朱理学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之一的“道统”由此开始分化, 这种分化与讲学活动的兴起有关。由于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独尊的夹缝中诞生的, 它要想进一步发展, 在思想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培养更多的信徒。在当时来说, 讲学显然是传播心学最好的方式。对此, 王阳明有着明确的认识, 曾多次谈及讲学的思想传播功用, 他说:“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 须口口相传, 广布同志, 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 乃是异日事, 必不得已, 然后为此耳!”又说:“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 然后得其所疑, 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 便十不能尽一二。”实际上, 王阳明的讲学活动和心学体系的建构基本上是同步的, 早在正德初年, 王阳明就开始了其讲学活动, 特别是在被贬贵州“龙场悟道”期间, 他一方面反省程朱理学, 体悟孔孟之道, 另一方面创立龙冈书院, 从事讲学活动。他还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邀, 主讲文明书院。刘瑾被处死后, 王阳明先后官北京和南京, 与同好一起讲学。王阳明还在家乡绍兴府和余姚县组织和主持讲学活动。在绍兴稽山书院, 王阳明“聚八邑彦士, 身率讲习以督之。于是萧珍、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 杨仁鸣、薛宗恺、黄梦星等来自广东, 王良、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 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 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 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 曾作来自泰和, 宫刹卑隘, 至不能容, 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在余姚, 王阳明创立了中天阁讲会, 后由其弟子钱德洪主持, 王阳明规定:“每月朔望初八、廿三为期”, 并劝勉诸生:“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 或五、六日, 八、九日, 虽有俗事相妨, 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在先后平定了南赣的农民起义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后, 嘉靖年间王阳明又平定了广西的叛乱, 其政治地位达至顶峰, 学术声望日隆, 从游者日众, 讲学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这一点从当时固守程朱理学的士大夫对阳明心学的批评中也可以看出, 如嘉靖元年 (1522年) 十月, 礼部给事中章侨上疏说:“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 倡异学之说, 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 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 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 务崇艰险, 乞行天下, 痛为禁革。”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也说:“阳明方倡良知之学, 所在聚徒开讲, 效象山之高态以广其声焰。”王阳明一生都以讲学为事, 通过讲学, 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王学信徒, 而且使阳明心学迅速传播开来。 对于讲学之风的兴盛, 嘉靖皇帝基本上持一种放任的态度, 虽然在王阳明去世后, 其学说一度被定为“邪说”而遭禁, 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讲学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废止, 反而更加活跃, 从京师到地方, 从都城到乡下, 从书院到讲会, 各地各种形式的讲学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正如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所说:“时江、浙、宣、歙、楚、广, 会城名区皆有讲会书院, 随地结会, 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地方上的讲会以江西、浙江最为活跃, 江西省的安福县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