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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熹和阿奎那思想异同 欧盟是变革的前奏。在东西方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下,暗藏着新思潮的萌动。12-13世纪的东西方,分别诞生了两位思想界的巨人,他们即是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作为当时东西方两大主流思想——新儒学(理学)和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这两位思想巨头对中国和西欧的贡献是不可言喻的。他们不仅影响到当时中国与西欧的思想主流,也影响到此后中国和西欧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发展道路。关于朱熹和阿奎那,以及程朱理学和经院哲学的分别研究,学术界不乏人才巨著。然而,将其作为东西两种不同主流思潮的研究却鲜有问津,部分学者也就其宇宙生成论和法律思想做了比较,却很少涉及更深层次的中西思想异同之渊源。本文以朱熹和阿奎那为代表,旨在分析中西中世思想之异同,以之引出中西思想文化发展的两条脉络,进而展示中西因礼法束缚与神法束缚对后来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以及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 学习和科学 (一) “知行信”的哲学传统在中西哲学中的体现 任何一个学说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段的积累以及系统的总结而成,亦即“站在巨人的肩上”。笔者认为,纵观整个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可见中国与西欧思想文化之发展脉络实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概括而言,表现在早在公元前6-5世纪产生了一种足以影响后世的思想(即使当时并非主流),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这种思想或自身变革,或吸收其他思想中的有利因素,至12-13世纪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此成为中西中世及近世思想的主流,并影响至今。 邬昆如先生在《中世哲学趣谈》中,比较了中西早期哲学发展的状况,并且指出其发展的一般脉络,总的说来,这种脉络就是知、行、信的统一。在中国,先由孔子提出“生”的哲学;发展到荀子,又提出“死”的哲学;到了秦汉与汉后,吸收印度传来的佛学,直至宋代产生了程朱理学。而在西欧,希腊的泰勒士提出“生”的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提出“死”的哲学;罗马人注重政治而不重视对人生的思考,此后直至希伯来神学传入,方产生了中世哲学。 由邬昆如先生的介绍可以得知中西早期哲学发展的学术渊源。无论是程朱理学,亦或是经院哲学,都是形而上之学。 当然,中西哲学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先秦哲学强调知人,而古希腊哲学强调知物。中世哲学差异则更大,实为神学与哲学的区别。罗光先生在其著作《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中有言,“宋明理学虽和道家佛家相近,然都以孔孟为宗,延续儒学传统,不讲宗教。朱熹只谈到魂魄问题;他按照理气论,以魂为阳气魄为阴气,人死气散,魄既不存,魂亦不留”。虽为唯心主义哲学,仍属哲学范畴。而阿奎那虽吸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唯物主义思潮,实则是为神学服务的。其创立的一系列理论都是为了巩固神学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这样就将亚里士多德不彻底的唯物论彻底唯心化且神学化了。 (二) 中世纪西方学术的“商业”思想 存在即为合理。一时代学术思潮之兴起必与社会背景有着很大的联系。不管是程朱理学亦或是托马斯主义神学,在一定的学术承继基础上,都是应时运而生的。 众所周知,朱熹生活在学术思想活跃的南宋时期。早在北宋时期即有周敦颐和二程等人系统阐释了新儒学。朱熹在濂洛关学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创立了闽学,并在以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被奉行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为中世众多学子所学习仿效,一时成为时代主流思想。 13世纪的欧洲,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城市共和国,因而教权和王权纷争加剧。阿奎那生活于教皇与国王大搏斗年代的漩涡里,终究选择了为基督教终生服务的修士生活,并用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改造基督教神学,挽救了神学的危机并使其获得新发展,在中世纪的欧洲得以重新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开了哲学改造神学的先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国家和新兴城市的关系决定了中西思想层面的不同。傅衣凌先生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指出,“中国城市行会制的发展,它对于封建政府的关系,不是对立的,绝大部分是替封建主服务的。试看中国工商业行会制的原始,从会馆到行帮皆由有名望的士绅为其代表人,成为专制政体统治城市的一个工具。”新兴市民阶级因为受到专制统治的压制很难发展,表现在政治观中即是鲜有民主自由思想。而西欧的市镇作为新兴市民阶层的阵地,从一开始就是由商人主导为市民阶层服务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充满民主与自由的气息。 二、 托马斯主义与程朱理学 (一) 阿奎那的“法治”思想 程朱理学与经院哲学,虽同为哲学,具体侧重点却不同。这并非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实则礼法与神法的区别。 法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中世,东方和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成的法理系统,但是其主要依据不同。中国在宗族制之下,实为以伦理束缚为多。束景南先生在《朱熹研究》中提到,“朱熹的‘理治’思想,实际是以理为法,以伦理为法。同西方的法律高于伦理不同,在东方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农的封建国家,伦理高于法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