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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文章创作得失论 明末的艾南英强烈批评了王世贞的文章。“未来的孩子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作文，但他有前后的四篇文章。如果他相遇，他会立即雕刻并完成文章。”。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细案之一腐套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在总论王世贞时即援引了此说。其实持有此类看法的不独明人,近代林传甲论明文的发展时也说:“既而后七子继起,李攀龙、王世贞为之冠。其高华伟丽,斑驳陆离,直可抗扬马,揖李杜。王合廾州山人四部稿,尤风行一世,俗子窃其篇章,裁割成语,亦觉绚烂夺目,及其久则成腐败。”(p.279)从应酬之作的泛滥以及对当时文坛产生的负面影响来看,艾南英等人的指责并不过分。但从应用文创作的应用性、规范性和示范性来看,艾南英等人的批评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王世贞的应用文创作,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应用文是一个现代文体概念,对于古代的文章家来说,并没有清晰的应用文概念。曹丕《典论·论文》说:“文本同而末异。”所谓“本”,是文章的共同规律;所谓“末”,是指各体文章的特征。而刘勰则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化之数无方。”不但文体间的关系是相对的,任何一种文体的特征也只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作为当时文章大家和对前代文章学遗产有着深入研究的王世贞,虽然对“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应用本质也极为重视,但在创作中并没有严格的应用性文章与文艺性文章创作的界限,所以他总论文章的创作说:“文章有实胜,而无名高。”(卷45)又分论各文体的创作特点说:“持论之文辨而不激,叙事之文峭而能洁,发意之文畅而归典。”(卷45)可见,是出于对总体创作原则的清晰把握,而非对于应用目的的一味迎合,因此,王氏之文在取得不凡成就的同时表现出巨大的实用意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与王世贞重视创作原则有关,他称之为“则”,认为: 文故有极哉!极者则也。扬之则高,其响直上而不能沈;抑之则卑,其分小减而不能企。纵之则傍溢而无所底,敛之则郁塞而不能畅。等之于乐,其轻重弗调,弗成奏也;于味,其澹弗剂,弗成饔也。(卷47) “极”是“终极”、“根本”的意思,文之“极”为“则”,是创作的根本规律,王世贞从“其响”、“其分”、“其轻重”、“其澹”的角度分析,虽然是比拟的说法,但对比王世贞的创作可以看出,这种对包括应用文体在内的创作规律的把握,是在大量实践中把握的。王世贞是主张“文必秦汉”的,在《与张助甫》中解释这一观点时,他明确地声明自己的取法对象“自六经以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卷121)先秦两汉的文章总体风格古朴、凝重,而《左传》与《史记》能于其中别具情真意切的风貌。先秦两汉又是中国应用文写作的滥觞期,全无后世文风的浮靡造作。取法于这个时段,使王世贞的应用文能够摆脱明中叶以来渐趋浮泛的毛病,回归了应用文言之必须有物的本质特征。同时,又能在固定的行文中渗入左丘明、司马迁等人长于陈述、精于辞令的笔法,自然成为当时应用文创作中的翘楚,被时人所推崇。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历经仕途,在他们的笔下,公牍甚多,这也就成为古代应用文体中数量最为可观的一类。官文书是更加严谨的公牍概念,专指行政事务中的公文以及以仕官身份向朝廷或官方提交的文书。王世贞此类作品集中地写于中年以前,计有奏疏52篇,表2篇,公移2篇,杂疏3篇,策18篇,另在1200多篇的书牍中也有300篇左右的官文书,合计约400篇左右。在公牍中,上行文是创作的主体,王世贞集中所存公牍也多为上行文。上行文要求立意集中,条理清楚,王世贞的上行文堪为表率。如《荐举迁谪官员疏》(卷107): 题,臣访得郧阳府同知江万仞,刚直自遂,博雅有声。自登甲第,已逾二纪,徊翔郎署监司之间,垂十馀年。政特以不善骨丸骨皮,积与时左,数遭谪斥,秉节不回。自莅郧阳即署郡事,励精未攵厘革,加意节省,逐去舞文猾胥,禁止滥供宿弊,三月之后,颂声翕然。本官资历既久,琢靡刂复深,若不早为拔擢,则蹉跎益至后时,腾踔终于无日。伏乞敕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谬,早赐收擢。庶几圣朝不至弃才,而迁客亦知自励。缘系荐举迁谪官员,事理未敢擅便,为此。 这类文章都是独立成篇,“篇”的特点就是有头有尾,一意贯穿。所谓“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卷34)这包含一题一意的意思,“意尽便止”,表示决不逸出题旨之外,这在上行文中要求得极为严格。就荐举官员的上疏而言,古人大多写得冠冕堂皇,甚至文辞渊奥,以见用心,其实反成赘言。王世贞此文荐举迁谪官员江万仞,处处以其人为本。先论其刚直品格,再言其政声令名。因是迁谪官员,也就不能回避迁谪的原因,“不善骨丸骨皮,积与时左”将迁谪之故一笔带过,却引出“秉节不回”、勤政励业的表现,自然使举被荐的人物站在有利的位置上。文章在晓之以理后继续动之以情,以“圣朝不至弃才,而迁客亦知自励”,将举荐与国家大事、朝廷形象相联系。全文不过一百七十字,却说得有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