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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民间迎神赛社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理论》一书中指出。“宗教的需要是对人类文化的连续性，这种文化的连续性意味着人类努力和关系必须打破鬼门关。”。在它的伦理方面,宗教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于是变为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宗教与人以强大的团结力,使人能支配命运,并克服人生的苦难。……文化对于宗教的需求,虽然是演生的和间接的,但宗教最后却是深深的生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这些需要在文化中得到满足的方法之上。”道教对于古代戏剧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它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然而,它对于民间迎神赛社的影响却是直接的,也是至为深刻的。反过来,迎神赛社作为古代戏曲文化在广袤的乡镇农村的主要的发展和传播渠道,一直绵延不绝。鲁迅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日本一研究道教的学者橘朴也认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正是道教那整饬有序的鬼神结构,它那眼花缭乱的斋醮祝咒及符箓等等,深深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思维走向和生活习俗。人们敬畏神灵,崇拜神灵,于是道教创造了更多的俗神让人们去祭祀;人们希求今世幸福平安,于是道教提供了许许多多祈福的方式。道教对普通百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恰恰是通过民间迎神赛社作为契合点的。道教对于迎神赛社的浸润,增强了迎神赛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迎神赛社的红红火火,又使得各种俗文化依附于此,得以传承流播,戏曲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民间迎神赛社作为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是远古图腾崇拜的产物。赛即报神福之意。早期的民间赛社所祀多以土地神为主,祭祀之所就在供奉社神之处,亦即祭神之祠。邦国所立者为社稷,王侯所立者为大社,至于乡里则以25家为一社。这就自然形成了以社为中心的农村区划的里社、村社和围绕邦国的市镇,民间岁时举办赛社活动,就以“社”为单位,定时举行。所谓“今人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因相与饮乐,世谓社”。田神,也就是土地神,长期以来为老百姓崇拜和祭祀,是因为农民的衣食饭碗是土地,而农事的丰歉,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计,所以在春播之前要许愿祈福,在秋收之后要还愿酬神,以期得到土地神的保佑。当然,除了土地神之外,民间百姓还供奉一些历代相传且与日常生活习习相关的俗神如灶神、门神、山神、水神等。南北朝时期,道教开始成熟,并创立了自己的神鬼谱系。南朝梁代著名道教理论家陶弘景撰有《真灵位业图》,对道教中的神与仙作了首次排列,其中有职有名和有职无名的天神、地祇、人鬼、仙真多达3000余位,它把民间百姓所信奉的俗神、土神、自然神也统统纳入了道教的神鬼谱系中。其编排根据就是“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埒其高卑,区其宫域”,使百姓的鬼神观念得到了强化。而民间迎神赛社,作为道教看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地,开始慢慢浸润。这种浸润,首先在于丰富了迎神赛社所要祭祀的神灵殿堂,使得以前比较单调的仪式内容趋于繁复。但这时还没有形成为众多神灵大规模建庙立祀的风气。 宋金时期,道教的兴盛对民间建庙祀神的风气有着直接的影响。宋金时期的道教,由于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和利用而得到迅猛发展。在北方出现了三个新教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的同时共处,在南方,除南宗外,又派生出许多符箓教派。道教庞杂的神仙谱系也在这一时期最后形成,成为后世通行的道教神系的基础。北宋贾善翔撰有《太上出家传度仪》,南宋金允中撰有《上清灵宝大法》,此外还有《道门定制》五卷等,构成了宋代以来道教神与仙的三种排列。宋真宗和宋徽宗都崇奉道教,给了道教以极高的地位。徽宗时,曾因其特别崇信道教和任用道士林灵素等,使道教得以在全国各地发展势力,声势大大超过佛教,使佛教在一个时期内被迫接受道教的改造,如和尚被命令改作道士,改变佛、菩萨和僧尼的称谓,以及不少寺院被道教所接受和占用等。宋真宗则多次导演了君命神授、“天尊降临”的滑稽戏。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托梦,说神人将降天书,果然,在承天门鸱尾上降有一幅两丈多长的帛书,帛书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副于昚,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他又言“天尊降临,先闻异香。顷之,黄光满殿,蔽灯烛,睹灵仙仪卫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雾起,须臾雾散……。”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但骗局和谣言来自皇帝老儿处,于是乎上行下效,“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据山西魏村牛王庙“广禅侯碑”碑阴《牛王庙元旹碑记》: 临汾县西北魏村牛王庙历数十余载,神之世谱有自来矣。宋真宗祥符七年秋八月,驾谒亳州太清官,至一山,名孤山店。其夜,御驾宿于此,众马皆病。帝曰:“异哉!”问土居之民,此处有何神庙?居民答曰:“孤山有神曰通圣郎君,祭之无不应也。”于是帝封为“广禅侯”,一行御马如故,有家存焉,历代享祭。降其后,世祠而神之。 “通圣郎君”何许神也,不得而知,宋真宗是否真的封其为“广禅侯”,也无从查考,但民间建庙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