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docxVIP

? ? 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 基于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 ? 余显财，朱美聪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余显财，朱美聪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Summary：在可以“手脚并用”的约束条件之下，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一般性的结论。而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与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的约束条件之后，财政支出关注的对象倾向于经济而非民生类公共品似乎是合理的。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医疗供给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剔除了“市场”方的供给因素，财政分权与医疗供给负相关；地方的财政能力对医疗供给有正的影响，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与之负相关；医疗供给结构偏重于医疗设施的“硬件”增加而非医务人员的“软件”增加是一个普遍现象。 Key：财政分权；医疗供给；公共品 朱美聪(1989-)，女，浙江新昌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财政分权是被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所采用的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有效性既体现在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活动的积极性，更体现在保证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水平上，且两者之间往往可互为因果。纵观国内外学界对财政分权引致效果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而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品(尤其是基本民生类公共品，如教育和医疗等)供给水平似乎是正统财政分权理论的一般性结论(Tiebout,1956；Kara和Kurt 2002)，其中关键作用机制则是财政分权将竞争引入了政府部门，社区居民则可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办法来约束政府的供给行为。虽然由地方政府提供本辖区居民所需的公共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手脚并用”的约束条件显然未必契合所有经济体。于是乎构建于我国特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基础之上的财政分权体制，其出发点实则更多的是在于将经济增长的竞争引入地方政府，这正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合理解释。又由于建立于分权基础之上的经济体更具稳定性(Nishimura和Human 2006；Nobuo等， 2009)，财政分权模式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当然，不恰当设计或实施的财政分权制度还可能会刺激下级政府举借过多债务，易形成宏观经济潜在的不稳定因素(Martinez 和Robert 2001)。 因此，在地方政府面临“增长与竞争”的双重压力及缺乏相关支出约束的条件之下，财政分权对于公共品提供水平的作用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理性”的政府一般会倾向于将支出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相关领域，从而形成对民生类公共品的挤压，此时的分权已非改进公共品供给的原因，而是致使其恶化的原因。加之如果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够清晰的话，势必会使得地方民生类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成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与提供意愿的函数，将本是支出责任的问题转化为“良心”的问题，这显然对提高政府的软实力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学界关注较多的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本文则将研究的视角放在了医疗供给这一领域。相较于其他如教育、社保之类的民生类公共品，医疗供给可谓更具代表性：一是由于其民生性质更加显著，供给不足引起的负外部性更大；二是政府将其在该领域的支出责任转嫁给“市场”相对更容易，因而可能使得财政的供给不足隐藏在“市场”的供给相对充分的假象里面。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变量及模型，第四部分为数据的介绍及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进行回归分析及解释，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 在一定条件下， 财政分权较之集权能更好地提升公共品供给的水平(Tiebout,1956；Inman 和 Rubinfeld，1997；Oates，1999；Bardhan,2002)，原因一方面在于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加了解当地居民偏好，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信息优势；另一方面原因是来自于选民的压力。这些公共品更多的是指包括卫生保健在内的涉及基本民生的地方公共产品(Oates，1993)。然而，此处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选票”有诉求，国家治理模式需要保障选民可用“手”或“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此种诉求。因此，分权要取得成功，公众参与预算过程是必不可少的(Jameson等，2006)。实践上，韩国自8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对提高地方公共产品及其与当地民众需求的匹配度起到了关键作用(Osung，2003)。Busemeyer和Marius(2008)对OECD各国财政分权与公共教育支出关系的分析证实了财政分权在国家层面上减少了公共教育支出, 但在地区层面上却增加了公共教育支出，这表明财政分权的作用机制确实有利于地方政府公共品提供水平的提高。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