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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释学的柏拉图修辞学解读 在解释学的经典著作《真理与方法》中，加达默尔多次讨论了修辞与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这里提到的修辞主要指的是对柏树的修剪。在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中, 集中讨论修辞学的是早期对话《高尔吉亚篇》和中期对话《斐德罗篇》, 伽达默尔重点关注的是后一篇, 而对前者主要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笔者认为这是不够的。本文试图从哲学解释学的观点, 来重新考察《高尔吉亚篇》的实践哲学维度。 一、 实践哲学与修辞学 人们一般把修辞学定义为一门“使用语言来说服或影响他人的艺术”。但伽达默尔认为, 在现代性的理论中有一种反修辞学的倾向, 修辞学仅仅被看成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甚至是混淆视听的诡辩。伽达默尔将这种观点看成是对修辞学的中伤, 并力图为其恢复名誉。他认为, “我们必须重新赋予修辞学概念真正的范围。它包括所有以讲话能力为基础的交往形式, 而且是联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如果没有相互的讲话、相互的理解以及相互之间逻辑推论争辩的理解, 那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因此,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修辞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及其地位”。伽达默尔对修辞学的重新理解是和柏拉图对古希腊修辞学的改造分不开的。 与现代修辞学注重语法和用词不同, 古希腊的修辞学指的是在演讲和辩论中使用语言的技艺。所以, 随着古希腊民主制的发展以及城邦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 修辞学就和智者运动一同兴起。但由于智者们只传授这种说话的技艺, 而不关心知识和真理, 因而很容易走向有害的诡辩。柏拉图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高尔吉亚篇》和《斐德罗篇》等对话中提出了将修辞学与辩证法———追求真理的学问———相结合的观点。柏拉图这一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 “实践智慧是一种求真和理性的状态, 它关注的是对人类有善恶意义的行为”1140。伽达默尔就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 将修辞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统一起来。 伽达默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解释学、修辞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 首先, 修辞学关注的是讲话的能力和艺术, 解释学关注的是理解的能力和艺术。对于一切东西我们都可以言说, 而对于言说的内容我们又应该能够理解, 从而修辞学和解释学是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 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解释学甚至可以被定义为一门把所说和所写的东西重新再说出来的艺术, 所以解释学必然涉及言说, 它和修辞学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 其次, 修辞学和解释学一样, 都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或理解、讲话的艺术, 而是与人的自然能力、自然天赋有关。将修辞学看成人的自然能力的思想来自柏拉图, 他认为, 要成为训练有素的修辞学家, 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修辞学的天赋、相关的知识和勤奋的练习。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能力也是一种自然能力, 在这一点上修辞学和解释学具有共同点, 即两者都不需要有意识地运用艺术规则就能够完整地形成, 当然前提是要把这种自然能力与正确的培养和练习结合起来。 再次, 修辞学和解释学一样, 都不能和知识相分离。作为令人信服的说服必须具有真实的知识, 而理解也必须从知识的角度出发。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断言, 知识是没有真实和虚假之分的, 知识都是真实的。于是, 知识就和真理联系了起来。柏拉图还认为, 要以正确的方式成为一名修辞学家, 成为正义的人并具备有关正义的知识。伽达默尔接受了这种观点, 认为修辞学和解释学必然和知识、真理、善结合起来。 最后, 修辞学和解释学都具有一种最广泛的普遍性, 它们不像专门的技术能力一样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 而是从属于人类此在的基本活动, 与普遍的语言性密不可分。语言性最终又是植根于人类存在的社会性之中的, 所以修辞学和解释学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包容一切的地位。事实上, 伽达默尔之所以对修辞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是由于他对语言的重新评价, 他“将语言归到社会———语言世界的人类共同体之中”, 从而为修辞学和解释学的普遍性提供了依据。 修辞学与解释学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 因为无论是对语言的运用, 还是对自然能力的培养或者对知识的寻求, 都从属于此在的实践活动。实践意味着所有实际事务的整体, 亦即一切人的行为以及人在此世界中的一切自我设置。实践哲学不像具体的技艺一样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领域, 而是和人类生活中包容一切的善的问题打交道。实践不是科学的对立物, 甚至也不是和理论对立的, 我们可以说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因为“实践”的概念并非从与理论的对立中获得其规定性, “构成实践的, 不是行为模式, 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正是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 对柏拉图修辞学的解释学分析才得以可能。 二、 “修辞学”与“知识与真理” 从哲学解释学的维度看, 《高尔吉亚篇》与实践哲学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正是本文关注的主题。伽达默尔倾向于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