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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镜》分开字的再认识 当源镜上标记打开的孔时，四个级别的铭文（第二个、三个、四个和十二个级别）标记“打开”，这与其他三个级别的乾隆段仅标记“打开”和“组合”是不一致的。这种标法显然不是韵图原来就有的,因为我们知道,韵图分图立等的原则是:“开合不同则分图,洪细有别则列等”。 那么《韵镜》所谓的“开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目前对此问题争论依然颇多。 一、 从传写的“依据”到注文“合作” 鲁国尧先生曾经指出,《韵镜》是“层累的造成的”。这个论断对于研究《韵镜》所标的“开合”以及早期切韵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杨军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早期韵图的“层累”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韵镜》之类的韵图从草创到成熟,不断有人要对它进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用后起的韵书补充和改动原书列字的现象。一种是“层累”发生在《韵镜》流传到日本以后,时间大约是1203—1252年以后。这一方面是有人对其进行“完善”,把《广韵》《集韵》里的一些字注在相应的位置,有些甚至直接增补到原书中去;另一方面是有人为了纠正该书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讹,于是根据《广韵》《集韵》来判定原书的是非,这种做法也淹晦了原书本来的面貌。再一种情况就是,日本学者往往为原书所列的字加注同音字以及注音、注义等等,或为原书所列的字或标注等加注校字、校语等,后来在抄写时就出现了旁注羼入原书或用批注改动原文的情况。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韵镜》等早期韵图是经过多次改动后的结果,里面增添了若干原书没有的内容,产生了好些难以解释的问题。而《韵镜》所标注的“开合”就是在传写中出现了错误。在日本有好几种写本和刊本,而里面都保留了很多日本读者的批注。杨军先生指出:“在传写和刊刻过程中,这些批注有的孱入了原文,有的还被用来替换了原文,以至于造成了一些难以理解的错误。”其中还有一些旁注字羼入,改动标目的情况。这些现象对解释《韵镜》的“开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韵镜》特殊的流传过程,以前的学者只见到两、三种晚近的刊本,对于各种传本及其之间的差异知之甚少,所以要想真正弄清这一问题并得到彻底解决,就必须设法利用更多的传本。在日本流传的好几种写本、刊本里都保留了很多日本校读者的批注。这些批注的内容以注同音字为主,也有注反切、注异体字、注字义的,还有一些是校语。杨先生认为“原书应该只有一个‘开’字或‘合’字,由于传写出现错误,于是有人施校于旁,抄胥不察而孱入正文,因而出现了一转之下标注‘开合’的错误。” 李新魁先生认为《韵镜》四转所标注的“开合”是后人有意改动造成的。他由韵图分图立等的基本原则得出,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二诸图注为‘开合’,这种注法不是韵图原来就有的,显然是《韵镜》所更动的。除后来的韵图(如《切韵指南》)以江韵开合口同列一图之外,韵图一般的通例是开合口互分,不相羼杂,无一图可兼开合者。所以李先生认为《韵镜》‘开合’的注文当为后人所改、所加。而这种注文断然不会是偶误,因为每个图一般只注一字,要么‘开’,要么‘合’,不至于将一字误为两字。李新魁先生的这种说法是相当的合理的。但是在后面的讨论里,他猜测宣贤跋语中的泉南就是中国福建南部的泉州,又误将日本16世纪堺(即今大阪府堺市,泉南乃其别称)的和尚宗仲当成了中国明代赴日的福建僧人,接着又假设宗仲就是泉州人,并根据自己的乡音对《韵镜》作了改动,致使这四转注为“开合”。这种猜测是没有确凿的证据的,不足以立论。 日本学者大岛正健则认为,《韵镜》比起唐代的语音来说,开合混乱,要做到精密区分很难,实际上是以宋代音为标准。所以他主张从校勘的角度论定,开合只取其一,应废止“开合”的名称。 罗常培先生虽然认为《韵镜》所标注的“开合”是古书流传中形成的错讹,可以参考《七音略》等图进行订正,但是他在其《汉语音韵学导论》(1954年再版,中华书局)63页“注二”里则指出:“《韵镜》以‘开合’并称者四见,《切韵指掌图》称‘独韵’者六见,《四声等子》称‘启口呼’者一见:此皆独立为一类也。”从这段话来看,罗先生认为“开合”是“开”“合”之外的自成一类,与《切韵指掌图》“独韵”,《四声等子》“启口呼”属于同一性质。日本的三泽谆治郎也赞同此说。 二、 韵书作“开”口 以往学者对《韵镜》所标“开合”的观点不尽相同,也都对“开合”进行了各自的订正,本文赞同杨军先生的观点,认为《韵镜》所标的“开合”只能作“开”或“合”,并非有意改动或独成一类,而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下面再分别看一下各家对此四转进行订正的结果,哪些当为“开”口,哪些当为“合”口。 内转第二开合: 李新魁等人认为此转应作“合”口。其说是。按韵图排字列图之原则,无一图可兼开合者。此转所列为冬韵,钟韵字,《七音略》标为[轻中轻],当属合口。《磨光韵镜》与《韵镜易解》也并作合。所以本转当定为“合”口。同样,文雄的《磨光韵镜》、大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