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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与刑罚适用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般来说，犯罪的比例继续增加，表明犯罪变得严重。当然，国家应该增加惩罚资源的投资，加强打击。120年来,中国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超过了不少时期全国GDP的增长。2与之相应,也应该引发或将引发刑罚力度的提升。 然而,一些案件(如众所周知的“许霆案”)由于存在明显特殊的犯罪原因,法院的最终量刑往往比较适度。3于是,人们会问:现实世界中,这种“罪出有因”而得到宽宥的案件到底有多普遍?如果十分普遍,到底该怎样理解犯罪本身和法律规定对刑罚宽严的决定性作用?到底如何从理论上解释“罪因—罪行—刑罚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问题上,犯罪学与刑法学两个学科之间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犯罪学对犯罪原因、规律的研究已有许多成熟理论,刑法学对刑罚适用的研究更是宏大精深。然而两家之间一向缺少对话,基于自由选择和个人责任假定,刑法研究一般不会过多纠缠犯罪的社会原因;同理,基于自身的学科定位,犯罪学也不会“越权”研究刑罚的适用问题。这样一来,“罪因—罪行—刑罚适用”的关系便成为研究上的一个盲区。 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这个研究的直接意义是,为宏观刑事政策的宽严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刑罚资源的投入到底如何在法律范围内考虑犯罪率数据的消长变化和犯罪规律的影响。 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和对罪与罚之间水涨船高式常识性理解的怀疑,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动员刑罚而对犯罪做出反应的力度,与犯罪案件的多少之间不完全均衡、对应。国家刑罚资源的投入不完全取决于犯罪数量的消长,而与犯罪率的内在结构以及宏观犯罪原因有关。如果犯罪数量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刑罚资源的投入不仅不会机械地相应增长,反而会受到严格控制。这种不均衡背后,应该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均衡。 这个“非均衡性假设”意味着厘清以下三点。第一,犯罪的多少和犯罪的轻重是两个有关但不同的概念:犯罪总数的上升不一定等于严重犯罪的上升,犯罪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反映犯罪问题的重要指标。第二,犯罪是悖德性的结果,也可能是宏观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然而,微观上犯罪的恶害显而易见,宏观上社会环境对犯罪的影响却时强时弱,人们不一定总能直接感觉到犯罪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关。1第三,罪为因,刑为果,刑因罪而动,天经地义,法有明文。可刑罚适用者是否因“罪出有因”而对违法者从轻发落,刑法本身并无硬性规定。只要不超出法定刑幅度,刑罚资源的增减都无可厚非。总之,在本假设中,犯罪的数量质量如何、与宏观社会环境到底有无显著相关、刑法到底作何反应,都是不确定的。在大跨度时间空间范围内,对大样本经验现象进行观测,也许能证实这一假设,也许只能部分证实这一假设,也许什么也证实不了。 为此,本研究以中国犯罪率的宏观数据代表犯罪本身的消长变化,用中国各种宏观经济数据代表社会经济条件,2用官方司法数据推算出的重刑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样本数据代表刑罚适用状况。3研究的检验逻辑是,如果能够观察到犯罪率的明显增长,又能够测量到犯罪率与各项社会经济数据之间的高度统计相关,而且同时观测到重刑率和样本数据中刑罚量的平均趋势得到适度控制,才意味着非均衡性假设可能成立。而这个假设如果得到证实,可能丰富甚至改变关于犯罪与刑法本身的某些常规理解。 一、 综合犯罪率指标的确定 为检验罪因、罪行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在准确把握犯罪率的内部构造和指标意义的基础上,对近20年来中国犯罪率进行科学观察。犯罪率是每十万人口中的犯罪案件数或犯罪人数。作为相对数,犯罪率似乎使不同时空的犯罪严重程度获得了可比性。其实,从犯罪率的内在构成来看,犯罪率相等,犯罪状况未必一样。 首先,犯罪率中的犯罪数(分子)只是各类犯罪的总和,并不自动反映重罪与轻罪的比例。数量上等值,质量上未必同一。其次,犯罪率中的分母是被简化为10万的人口数,并未显示人口结构。因此,通常使用的犯罪率只能描述犯罪对每个可能的被害人带来的危害,而无法反映刑法的每个潜在评价对象有多大可能实施犯罪。因为总人口中并不是每个可能的被害人都有能力成为加害人,用犯罪率来表示犯罪状况,还应考虑人口结构因素,从总人口中减去不具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口数。4第三,犯罪率的计算依据只是已知犯罪的数量,而无法反映犯罪暗数的影响。所谓犯罪暗数,就是潜伏犯罪的估计值。所谓潜伏犯罪,就是确已发生,但未被记录到官方犯罪统计中去的犯罪。犯罪暗数的客观存在意味着,犯罪率代表的只是犯罪实际规模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至于犯罪的实际规模与已知规模之间的差额到底有多大,与许多因素有关。首先,官方犯罪记录的制作与民众报案过程中的某些主观因素有关。5其次,破案率的高低、刑事司法统计数据制作过程受人为因素干预的程度,都与犯罪率的误差大小有关。6另外,犯罪暗数的大小,还与犯罪类型的属性有关。通常,凶杀、伤害、抢劫等暴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