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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货币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1 清末民初国家的货币制度和财政状况 1.1 不规范的碎银 清朝实行银钱平行流通制度。银是白银,钱指铜钱,银两是官方用来计算重量、查定成色的货币单位,按其形状、重量、大小,有元宝、中锭、小锭之分,由官炉和私炉共同熔铸(清朝实行的是自由铸造银锭制度),其形式各异,大小不一。与此同时,各地市场上还流通着一些不规范的碎银,如元宝银、马蹄银、滴珠银等。 辛亥革命以后,当时中国市场上通行的银元有10多种,其中,外国银元有鹰洋、人洋、本洋等;本国银元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和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推行的是以银元为主、两元(银两、银元)并行、银元铜元和纸币并用的货币制度,但由于发行权分散,每一种货币都有其不同的样式。而且,白银单位“两”在各地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的调查,各地运用的“两”的标准竟有170余种,这还不包括云南滇平、广西关平和梧州的九九二平及各地自行铸造的虚银两。 由于银元种类繁多,一些钱庄便借机抬高或压抑各种银元的价格从中渔利,不仅使人民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交流和发展。 1.2 民国时期地方工艺 在晚清绝大多数时间里,清政府仍沿袭着清代前期的分散铸币政策,即中央和地方均有铸币权。就中央而言,铸币机构有两个,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一是宝泉局,直属于户部钱法堂;另一个是宝源局,隶属于工部。二者互不隶属,各自为政,所铸之钱(又称铜钱)仅供京师之用,不准运往外省。清代制钱除中央户部、工部外,各省也有铸造权。外省所用之钱均由地方铸币机构提供。到甲午战争前夕,仅铸造“光绪通宝”的地方铸币机构就有宝云、宝东、宝昌、宝直、宝川、宝黔、宝福、宝苏、宝浙、宝晋、宝陕、宝津、宝沽、宝武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当时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机构也很多,除了中央政府所属的大清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外,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殖边银行、奉天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清末该号发行银两票100余万两)、 黑龙江广信公司(清末该公司约发行1亿吊)、 贵州官钱票(清末发行银票50万两)、直隶省银行、热河官银号、山西官钱局、广东官银钱局、安徽裕皖官钱局等。 在1905年天津国家造币总厂成立之前,国内市场流通的货币就种类而言,不仅有金属币亦有纸币。以金属币而论,不仅有铜钱、铜元,也有银两和银元;以纸币而论,发行者不仅有官方银号、私人钱庄,而且有外国银行。 1.3 金本位货币制度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银为主要货币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相继确立了金本位货币制度,使世界银价下跌。而中国作为一个用银国,在进行国际支付时,难免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巨额的赔款和外债,使中国在支付赔款和外债时“镑亏”问题日益突出,本已窘困的中国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2 转变中国的币制 梁启超的币制改革思想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货币金融方面,他研究了银行政策、纸币政策和公债政策,并认真分析了这些政策的得失。尤其是1901年严复译著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的出版,使他深受启发;二是他对中国币制状况的了解。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币制存在着两个明显缺陷:一是没有本位,“然则我中国前此果属于何本位之国乎?……吾盖羞言之,我中国前此实无本位也。”二是货币混乱,“夫所谓货币者,必其有一定之格式,一定之价值,以其单位之个数,为易中之标准,以衡量百物之价者也。中国现行之货币,惟铜钱足以当之耳,其用银两,则曰若干两若干钱。夫两与钱乃衡量他物之名,非数计货币之名也。以云用银,是乌乎可。嗟夫!”基于上述两点,梁启超认为,要发展经济首先就要改革币制。他说:“吾尝著论,谓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货币为交易媒介,握全国生计之枢纽,币制不定,则国民生计,永无发达之期。” 2.1 金本位制之改革 梁启超认为,“欲研究货币者,不可不先明本位之义,本位者,英语曰斯坦迭,standard. 政府所定币制,于五金之中,择其一为正货,而他种币皆以此正货为标准,以推算其价格,所谓本位也。”不确定货币本位,币制就不能确立。“所贵乎有货币者,以其能为一切物价之尺度也,货币所以能为一切物价之尺度者,以其自体有一定价格也。夫货币自体之一定价格,则恃本位币以为之纲,故语币制而不先致意于本位,蔑有当矣。” 梁启超在对“金本位”、“银本位”、“虚金本位”(即金汇兑本位)、“金银复本位”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认为,中国应先实行“银本位”,然后实行“虚金本位”,最后过渡到“金本位”。 由于当时的中国少金多银,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因而只能先实行“虚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而建立虚金本位制就需先建立货币信用制,能操纵汇率行市,限制货币数量及国币在外贸中的地位是否对我有利等。对此,梁启超主张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