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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对待修辞 一 “修辞学转向”的社会语境 2002年12月19日，上海通讯社发表了题为《现代文化生活中的构词学转变》的文章。文章的要点是: ▲在当今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那就是自我包装、自我夸耀和自我妙作的倾向。借用“修辞学转向”来指称这种倾向,其含义是:没有事实,只要修辞。 ▲当一个人、一个单位或团体在大众传媒上或其他场合下陈述自己的情况时,人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的是这样的词语,如“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等。听起来华丽动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它不过是应一场“修辞上的‘革命’而已”。 ▲“修辞学转向”的要害是用大话、空话和套话来取代实际行动,用修辞学上的手法来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但降低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使虚假、浮夸的风气到处蔓延,从而加剧文化的泡沫化。 作者所提出的社会现象,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应当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大问题。作者和《文汇报》的编者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把这种现象叫做“修辞学转向”,就未必妥当了,这一提法不科学,将导致学术术语的混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误导——既然修辞等于谎言,我们的民族就需要同修辞对着干,整个民族都不修辞,这将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低落。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用语的粗俗曾引起全社会广泛的注意,“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口号就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们不断地反对社会用语的粗俗化。近年来,对出国旅游者的批评中,言语粗俗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此大语境中,把修辞等同于谎言,是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全民族的“言语美”是很需要修辞学的普及的。 所以这篇文章是应当重视的,是值得商榷的。 二 是语言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关系 “修辞学转向”一语,早就出现了,美学家早就提出来这个口号。王一川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家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是认识论和感性论转向(梁启超和王国维),第二次是语言学转向,第三次是修辞学转向。他的著作《修辞学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就是他所提出的“修辞学转向”的一个实践行动。他在书中说: 作为审美文化的一环,美学也从注意认识、体验或明或暗语言转向注意修辞。(72页) 修辞已成为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趋势。(72页) 修辞学转向,代表现代中国美学的第三次转向!(73页) 美学家王一川的修辞、修辞学和修辞学转向,显然都是正面的积极的。 哲学家俞吾金的修辞、修辞学和修辞学转向,则是负面的、消极的。 相同的术语指称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实,这是学术术语的混乱。 学术术语的使用,有个原则,就是要尊重本学科的规范——“名从主人”。 “隔行如隔山”,在科学分工如此细致的年代里,更是如此。在强调跨学科综合的今天,尊重其他学科的学术传统和术语的本义,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现代语言学成了所谓领先的学科,这是它的光荣,但也是它的不幸。许多人文学科中流行着语言学术语,例如:“语言和言语”、“组合和类聚”、“所指和能指”等,但是语言学家往往看不懂,因为有些非语言学文本中的语言学术语几乎同语言学科中的含义毫不相干。 王一川说:“修辞学转向,是在复杂压力下发生。‘修辞论’是狭义‘修辞学’概念的引伸。”(78页)应当承认,美学家王一川对修辞学及其术语的理解是基本上符合修辞学科的规范的。比较而言,哲学家俞吾金的的修辞、修辞学、修辞学转向,恐怕是修辞学界所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不符合当今修辞学界的学术规范,它伤害了修辞学的社会形象,将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但是,哲学家的这种用法也并不是某个人的创新,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哲学家俞吾金的这一文章,不仅修辞学界应当注意一下,也值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修辞学来说,这不仅关系到修辞学的社会形象问题,也关系到修辞学自身的前进方向问题。对社会生活来说,这是一个语言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关系问题。 在我看来,俞教授所说的“修辞学转向”,其实是一种“伪修辞”现象,或“反修辞”现象。并不是修辞学家所主张、所捍卫的修辞学。而中国的修辞学家——“修辞立其诚”是中国修辞学的传统!——应当同“伪修辞”和“反修辞”划清界限。修辞学家也应当让其他学科和社会大众知道真正的修辞学是什么。 三 是道德的责难,是形象损害的主要原因。《李认修辞学》第32页 贬低修辞学,是古已有之的。在西方是从古代希腊就开始了的。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传统上,反对修辞学最坚决最激烈的是哲学家。 台湾孙万国翻译的Peter Dixon《论修辞》(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叙述了欧洲传统中贬低修辞学的种种言论。他说:“从这些引述中,我们很容易划分出修辞学所以声名狼藉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美学的,一个道德的。关于道德的责难,早见之于伯拉图的《高基亚士》。攻击修辞学为谎言之母的论调是继承苏拉格底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