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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时代如何成为一个能源核不扩散六十年检视与展望卡内基国际不扩散会议侧记 1945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民议会提出以下声明。“文明社会的希望在于国际秩序。如果可能，国际秩序被认为是禁止和发展的。”。同年11月, 美、加、英联手向联合国提出倡议:消除所有核武器, 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应在严格的国际监控下为世界所共享。随后而至的冷战及其间的军备竞赛表明, 国际社会似乎并没有因为杜鲁门总统的“无核”呼吁而变得“有希望”, 相反各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纳入了“核时代”。1945年11月, 仅有美国拥有两枚核弹, 六十年后的今天拥有核弹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八个或者九个, 核弹的数目从两枚增加到了两万七千余枚。从杜鲁门总统发表讲话、提出倡议的那一刻起, 国际社会就一直在“核扩散”和“防扩散”之间较劲, 六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审视我们处于其中的“核时代”, 如何寻找解决今天核扩散问题的出路 2005年11月7—8日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办的“卡内基国际不扩散会议:六十年后”即为此目的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际贸易中心召开。 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这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年来主办的不扩散系列会议之一, 其规模和影响几乎无可匹敌。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800多名政要、专家、学者、新闻记者以及研究生与会, 在70多名发言者中, 不乏本领域的“大腕级”人物, 例如获得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美国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副国务卿罗伯特·约瑟夫、前国防部长佩里和麦克纳马拉、埃及驻美大使纳比尔·法米、俄罗斯原子能部长亚历山大·鲁缅采夫、美国核保安署署长布鲁克斯、国会军控和不扩散问题的领军人物萨姆·纳恩 (前) 参议员和理查德·卢加参议员。会议以两种形式展开, 一种是全体参加的大会, 包括若干“大腕级”人物发表主旨演讲、对核时代的简要回顾、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的对话、与核时代历史学家的对话、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全国话题”节目的现场访谈, 期间还穿插了两个13岁少年自己制作的电影短片《挣脱束缚的瓶中妖怪》。另一种会议形式是分组讨论, 共计12个小组讨论会, 议题涉及本年度的三个热点:伊朗核僵局、朝鲜核危机、美印核交易, 也涉及核武器历史、秘密、禁忌、核黑市、贸易管制、核武效用、防止核恐怖主义、外空安全、国会对核武器的监控、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新面貌、核燃料供应以及核查等。此外还有午餐和晚餐演讲, 会议安排紧凑而高效, 讨论激烈而不失融洽。 除参加全部大会之外, 我还有选择地参加了伊朗核僵局、朝鲜核危机、美印核交易和美国不扩散政策的新面貌等四个分组讨论。由于分组讨论同时进行, 尽管我对其他议题同样兴致浓厚, 但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在触及核不扩散这个议题之前, 有必要谈谈参会的一些观感。首先是中国没有成为会议话题, 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在几年前, 核不扩散问题还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 它能够影响中美关系的整体状态;如今, 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全球和多边军控、不扩散机制, 由“圈外”转入“圈内”, 核不扩散成了中美合作的“亮点”而不是“麻烦”, 中国成了地道的“利益相关者”, 这一点从各国对中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 中国近年来对国际军控、不扩散机制以及地区安全所做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 以致目前仍有许多国家担忧中国仅仅在不扩散问题上制订积极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可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特别是在出口管制方面, 虽然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很多积极努力, 但似乎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正确理解和赞赏, 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或者学者缺席会议错过了增信释疑的良机, 有些遗憾。其次, 虽然许多国家的智库宣称自己为非营利、非党派的民间机构, 并间或批评政府的某项不扩散政策或者该政策的某个方面, 但在会议发言中为本国政策立场进行宣传辩护、博取别国官员和学者理解支持的倾向表露无遗, 例如俄罗斯之于伊朗核问题、美国之于单边反扩散行动。再次, 很多研究机构利用会议主办方提供的场地进行推广、宣传工作值得一提。大约有10余家从事军控、不扩散和安全问题研究的机构在会场外设置了展台, 利用展板、多媒体、分发小册子和研究成果的单行本等方式宣传本机构的研究内容、成果以及影响。此种方式在美国大概司空见惯, 它显然有利于促进了解、增进合作, 但国内罕见类似的推介举动。 在第一个消除核武器、遏制核扩散的倡议提出六十年后的今天, 通过此次国际不扩散会议来检视过去、叩问现在、展望未来, 可谓恰逢其时。经过多年的努力, 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建立了防核扩散的全球机制 (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