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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的乡土书写与乡土书写 在他的50年创作生涯中，萧军写了新旧诗词、散文、游记、戏剧和京剧剧本，代表了他的文学成就。如果他被列入现代文学史，他就应该是一个故事的作者。萧军以《八月的乡村》驰名文坛之后,他的小说创作便从描写抗日斗争的题材,转向东北沦陷前后社会日常生活的描绘,进而推向过去的年代,极力追求一种乡土色彩和历史的深度。这是萧军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主题和风格上引人注目的变化,并且留下了他在小说艺术上前进的脚印。 从内容的角度,可反映农民的生活理念 一、自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他们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发生了变化。在上海这个满目繁华、而自己却处处陌生的世界里,他们的生活与心境都一时难以安定。鲁迅在十二月六日致两萧的信中说:“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里下根,很容易有这样一种情境。”对世态人情洞察入微的鲁迅,很理解这两个流亡者的心境。后来,萧军在为他的《绿叶的故事》一书作《序》时,尽情倾诉对东北的雪原与兰天,墨似的松柏林与银铸的白杨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又反复说,“我不爱这美丽的有诗意的江南的春天。”这种游子的乡愁,对于萧军的小说创作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作家每每咀嚼着失去故乡的滋味,故乡的山水田园,熟悉的人物的面影,自己经历中可纪念的事件,都会一齐呈现于作家的回忆之中,引起更深的思念,驱使作家用笔写出自己的胸臆,流露出对于乡土的眷恋。这是那些远离家乡,漂泊异地的作家在创作上常见的表现。 萧军在上海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是两部小说集《羊》、《江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的第一、二部,大多是写东北的。而且他离开东北的时间越久,他越是执着地将故乡生活的回忆艺术地再现出来。这正如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所说,有些法国外省的小说家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却仍然牢记童年的印象,他们在对自己乡土的描绘方面总是出色的。萧军《第三代》的写作,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全部脱稿于北京,历时十八年。这个期间,他的小说创作取材未离开东北。在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作家中,萧红在抗战期间写过《马伯乐》,端木蕻良写过《新都花絮》,还没有其他作家象萧军这样专注地写满洲的。 二、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由东北沦陷后的民族灾难,逐渐转向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村的社会生活——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和斗争。在短篇小说集《羊》所包括的六篇作品中,有四篇是写东北的。只有《军中》的时代背景属于东北沦陷之前。《军中》写旧军队的黑暗,一个多年的老号兵因得罪了连长,而连长的妹妹是营长的姨太太,这个老兵便差点送了命。在另一部小说集《江上》中第一篇是中篇小说《鳏夫》,描写守林人的孤独生活和他所受的剥削,这是萧军将他的小说创作的取材转向过去的一个标志。其余三个短篇是《马的故事》,写九一八前夕的农家生活;《江上》写松花江码头搬运夫的贫困与不幸;《同行者》写的是一个流浪者的生活片断。这些作品,展示了九一八前夕东北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风貌。长篇《第三代》的创作,更全面地展示了一代农民的历史命运。从取材看,这些作品不象写抗日斗争的《八月的乡村》那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它们对于东北社会生活的描写却有着更为具体丰富和壮阔多彩的内容。 三、萧军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多地溶进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积累的生活体验。单从《羊》和《江上》这两部小说集来看,取材相当广泛,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反映了生活的一个独特方面,又大都留下了作家本人丰富的生活阅历的烙印。《军中》同情士兵的萧排长,显然留有作者的影子。萧军十八岁当兵,进过陆军讲武堂,有七、八年的军旅生活。他熟悉旧军队的黑暗,了解士兵的痛苦,这都可以从《军中》这篇作品看出来。《同行者》取材于作者一九二七年从吉林到舒兰的一次旅行经历。中篇小说《鳏夫》属于作家对自己的故乡辽西山区农民生活的追忆。那里的山野,田园风光,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农村的阶级关系,都是萧军十分熟悉的。他写作长篇《第三代》,更充分地利用了这方面的生活积累。 创作实践表明,一个作家是否善于消化自己的生活积累,善于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中重新回顾,重新加以认识与提炼,溶化在对于社会生活的典型反映之中,这往往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寻求自己的艺术个性,走向艺术的自觉的关键一步。《八月的乡村》有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作基础,但作品的取材主要来自于间接听来的盘石抗日游击队的斗争史,也不妨称之为间接的经验。萧军对这一素材有不甚熟悉,或者说体验不深的地方。这一点,给《八月的乡村》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作品风格的完整性,不免带来了一些局限。萧军此后的小说创作,从小说集《羊》、《江上》到长篇《第三代》,在取材上逐渐克服了这一局限。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萧军小说创作的发展,艺术风格上所表现的新的变化是重要的。 对农民命运的塑造 《鳏夫》中这句话,代表了萧军笔下那些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