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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词中的心为形役 朱夫子在《陶论》中说。“金宋时期的人都很高贵，但他们的官职很清楚，他们有权势接受学术。”。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其实,陶渊明是在辞彭泽令后才“真个不要”,彻底放弃官职,而在那其前他也曾欲“大济于苍生”(《感坏遇赋》)75,很想做有益于民的贤臣。朱熹在《朱子语类》还曰:“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432这也是在他辞彭泽令之前。究其原因,是因为陶渊明生活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不可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名利等不屑一顾。但是,又正因为他经历了爱惜名利到看破名利、不喜贫穷到安贫守拙的人生历程后才拥有了让世人无限向往的诗意的休闲生活,这才显出其卓然不凡。 一、 不忘荣利,忘怀心为形役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271幼年便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渊明,早年有着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停云》)1,诗人深深地忧怀世事,故而功业难成便曾使他感慨万分:“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进,邈不可追。”(《时运》)8诗中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诗人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敬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13功业之心溢于言表。“少时壮且厉,托剑独游行”(《拟古》)334“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271“东游西走”(《与子俨等疏》)529,故而他曾多次出仕。这不仅仅为了家人温饱,想干一番济世事业也是其反复出仕的原因之一。对此,且看陶诗中有很多表达经国济民远大志向的诗句: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十二首》之二)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之四)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 而且,陶渊明所处东晋时代,世族门第观念极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从小便生活于其氛围中的陶渊明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他的《命子》诗曰:“悠悠我祖,爰韦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百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40诗中缅怀祖先的光辉历史,并勉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家风,努力成长。《赠长沙公》诗又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诗人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称同族的长沙公为“实宗之光”,并由此而无比自豪。陶渊明诗中的这种门第观念乃是当时社会的潮流,因此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就成了他前半生的人生追求,于是陶渊明就曾“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298 但陶渊明发现要想享受门第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又必须付出“心为形役”的代价。视官场为樊笼密网的陶渊明自我排解道:“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180,但是,“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282,“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431,整个社会都为了名利进行着残酷的争斗,于是诗人就不免自问:“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松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经钱溪》)210陶渊明劝戒自己要像松柏一样坚守志节,不易“真想”、“初襟”,而现实使他觉得“一形似有制”。诗人在不断地完善自我,且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529他不愿扭曲自我屈从于外物,不愿“心为形役”,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460为了获得身心的自由,为了保持本真的自我,陶渊明坚决地从彭泽归田,“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258于是陶渊明远离宦海,投入躬耕的劳动生活,是真正的不求世俗名利。 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502,不慕荣利、忘怀得失,其看破名利的思想在宋词中大量存在,如:“荒于邵平瓜圃。君试觑,满清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晁补之《摸渔儿·东皋寓居》)陶渊明有“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畔,宁似东陵时。”(《饮酒》))239 像这些词作显示了宋代词人已领悟到功名对人的本性的羁绊,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功名利禄的看轻看破。下面再细看两首词。 苏轼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七月所作《蝶恋花·述怀》曰: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 此时苏轼从黄州被调往临汝(今河南临汝县)任职。行至河南商丘,他曾呈皇上的《乞常州居住表》被恩准,于是苏轼折回常州。他的“买田阳羡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