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尔模式的意识形态批判.docxVIP

论霍尔模式的意识形态批判 一、 意识形态的内涵 1973年9月，三名首次以文本的形式提出了编码理论。1973年9月，邓浩首次以文本的形式提出了编码理论。这篇文章后被收录在1980年的《文化、媒体、语言》文集中。收录时进行了修订,标题为“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在这篇文章中霍尔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解读时的三种假设立场:占主导地位的立场、协商式的代码和立场、对抗式的立场。不同的立场所对应的解读方式分别是:“霸权意义解读”、“协商式意义解读”和“对抗式意义解读”。此后,霍尔模式成为受众研究中的经典模式,被认为是开启了受众研究之门。然而,本文却认为霍尔模式所提出的三种解码策略对于真实受众的发现并无帮助。霍尔模式最终澄明的是意识形态编码对于受众解码的意义限制,并揭示了诸文化形式、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本质,进而指向了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之路。 本文中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与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解相同,即国家机器赋予其中个体以位置或身份的潜在结构,它往往是匿名的,但却定义着国家中的个体的自我认同或身份的同一性。霍尔认为,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规范化。但本文认为,霍尔模式是对受众的抽象,不易于展示受众理解传播内容的实情。按照现象学对“理解”的研究,个体的主观活动较之于他者对自我的作用更为本源。本文希望借助这个视角展示意识形态与个体的主观理解之间的关系,并为解读霍尔模式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二、 代码的内涵层面 霍尔认为,传统的线性模式仅将视域限于信息交流层面,缺乏对各个传播环节之间关系的整体思考。针对线性模式的不足,霍尔提出“我们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个过程,那就是把传播过程看成是一种结构,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之间的结合产生,并一直支撑这种结构。……这第二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生产的大致框架是一致的,而且它还有这样一个优点:能更加鲜明地显示从生产到分配到再生产的循环往复的特点,是怎样为某种‘形式的推移’过程所支撑”(斯图亚特·霍尔,2005:423)。 显见,霍尔模式的思路是基于从结构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传播过程所进行的分析。在结构主义视角下,霍尔将传播过程比拟作商品的生产过程,即:讯息被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讯息在生产环节由编码者依据代码编写构成,并以话语形式进行流通和分配给译码者,由译码者根据代码进行译码,获取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环节内,讯息虽然均以话语的形式存在,但其所依据的规则不同:在生产环节中话语的存在以编码者所使用的代码系统为存在根据,在流通时话语的存在是以“语言”规则为根据,而在分配/消费环节中话语的存在则以解码者所使用的代码系统为根据。每个环节中,每套代码都有自己的内涵结构。环节之间具有明确的独立性,各个环节依序结合才构建出传播过程的结构。在传播过程这一结构中,受众处于分配/消费的环节,在此环节中受众依据代码对讯息产品进行译码生产意义。受众的解读意义与编码者赋予的意义不同,霍尔认为其中原因,一是由于受众所使用的代码与编码者在讯息生产环节中所使用的代码并不对称,二是在于编码者和译码者关系和地位上存在差异。 暂悬置原因二,原因一可简言之:代码的不同导致理解的不同。代码是理解活动的基础,“我们能知道的和能言说的,必须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产生。话语‘知识’并非对‘真实事物’的语言形式的透明表现的产物,而是语言对实存的关系和语境的表述产物。所以,没有代码的运作就没有可理解的话语”(斯图亚特·霍尔,2005:428)。人们所掌握的代码,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语言社会和文化中产生。例如,由单数枝花组成的花束,在中华文化的亚代码中被解释为不够吉祥,因其讲究好事成双。相反,奇数朵花在俄罗斯文化的亚代码中则代表祝福,偶数朵花则不吉祥。同样的符号在不同的境遇中被解读出相异的意义,就是因为解读时所使用的代码不同。 霍尔认为是代码将符号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结在了一起。关于代码化了的符号,霍尔认为“要想在任何时候,运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式将一个符号的可能被人们当做是‘字面意义’的方面(外延)和这个符号可能产生的联想意义(内涵)区分开来,则这种分析倒是有用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区分方法和真实世界中的区别混淆起来”(斯图亚特·霍尔,2005:430)。将代码化了的符号做内涵和外延的区分,霍尔是出于一种分析价值上的考虑。正是基于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上的分析,霍尔悄然地将目光投射至政治经济学视域内。霍尔认为,符号在内涵层面,即联想意义层面,能和广泛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意义相连接。例如,“菊花”这一符号在外延(字面意义)层面指代一种植物,但是在内涵层面它则可以和中华的古代神话相联系象征着长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