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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元汗系新考 1368年，元慧宗脱离大辽，朱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蒙古贵族在退回草原后继续保持的政权,史称北元。北元与明王朝南北对峙二百六、七十年,由于史料零散,记载歧异,这一期间北元许多重大史实至今仍然若明若暗,其中北元汗系这个首当其冲的问题,经过史学界一百多年的探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所谓北元汗系,主要指元惠宗之子爱猷识理达腊的继承者脱古思帖木儿至达延汗的汗位相承。解决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办法是,以明代汉文史料为基础排列出一个汗系,再以蒙文史料填补汉文史料缺漏的部分。以往关于北元史论著的作法基本如此。 北元史的根本汉文史料是《明实录》,此外还有郑晓《今言》,王世贞《北虏始末志》等明人笔记。蒙文史料是十七世纪以后成书的大小《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等。两者相比,汉文史料多为当时的记实之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缺点是东麟西爪,多有遗漏;蒙文史料出自本民族史家之手,珠贯绳联,首尾具备,自有独特的价值,缺点是记事简略,且挟杂传闻故事,难以遽信。因此,以蒙汉文史料参比对证,考求北元汗系之实,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方面日本学者和田清已作了最充分的研究[1,4,7,10,18,22,28,33,36,42]。但是这种方法有弊病,既不能使两类史料完全统一起来,也无法说清前后汗之间的准确关系。遗憾的是,以现存的蒙汉文史料入手,我们只能达到和田清这样的高度,欲作突破性的研究,除非另有可资利用的新史料。 日本本田实信先生是进行突破性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的《早期北元世系》一文[2,5,8,11,19,23,29,34,37,43],利用了前人未曾在北元史领域中利用过的一系列波斯文史料,澄清了许多仅凭蒙汉文史料无法搞清的问题。据本田先生的学生杉山正明说,他为了撰写这篇论文,曾作了艰苦的努力。本田运用重要的波斯文史料,作出了很大贡献。嗣后又有日本冈田英弘也利用波斯文史料做了进一步的研究[3,6,9,12,20,24,30,35,38,44]。本田先生指出的波斯文史料主要有: (1)尼咱木丁沙迷《武功记》(Nizām al-dīn Shāmī:Zafar-nāma,载斡塔尔编《尼咱木丁沙迷的帖木儿的征服史武功记》,第1卷,布拉格,1937年)。沙迷是中亚帖木儿帝国史家,此书是他在1401年至1402年奉帖木儿之命,以当时的官方记录为基础撰写而成,记事止于1404年。 (2)舍里甫丁阿里雅滋迪《武功记》(Sharaf al-dīn AlīYazdī:Zafar-nāma,存大英博物馆)。雅滋迪在1419年奉帖木儿之孙、沙哈鲁汗的次子亦不剌金速檀之命编辑而成。 (3)无名氏《突厥系谱》(Shajarat al-atrāk,藏印度政府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据说是以已佚的沙哈鲁汗之子兀鲁别汗的《成吉思汗四兀鲁思史》为基础编撰而成的。 (4)晃迭迷儿《传记之友》(Khwāndamīr:Habib al-siyar,德黑兰编,第3卷,另见F·伯齐·德·拉·克罗斯《大成吉思汗史》,伦敦,1722年)。他的祖父亦名晃迭迷儿,死于1498年,曾著《纯洁之园》。 此外还提及无名氏《贵显世系》(Mu‘izz al-ansāb,载《古代波斯》67,巴黎国家图书馆)等文献。 这些波斯文史料都多少不等地列举了元惠宗妥欢贴睦尔至阿台汗的系谱,有时注明了他们的血统(忽必烈后裔、阿里不哥后裔、窝阔台后裔),缺陷是没有年代记载。但正如本田先生指出的那样,帖木儿帝国与北元有着明显的政治联系,他们的记录必有确切的依据,而且帖木儿本人是与明朝建国的同时执掌察合台兀鲁思权柄的,他不能不关心从中原返回草原的蒙古人的情况,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帖木儿帝国史家笔下的蒙古世系。本田先生在蒙汉文史料基础上增加了波斯文史料的利用,以三种史料相互对照,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 笔者基本上赞同本田先生的研究,但还有一些问题仍感有商榷的余地。下面拟在本田实信、和田清、冈田英弘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略作进一步探讨,愿闻指正。需说明的是,笔者除了杉山正明先生所送的一份尼咱木丁沙迷《武功记》复印件,并代为译释外,其他波斯文史料都转引自《早期北元世系》一文。 一、 惠宗妥荣,不非惠宗 1370年(明洪武三年)元惠宗妥欢贴睦尔死于应昌,次年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称必力克图汗,年号宣光,在位八年死,谥昭宗。1379年脱古思帖木儿(《华夷译语·捏怯来书》作脱忽思帖木儿,*Toqus-temür,沙迷《武功记》作Dūqūz Tīmūr)即位,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在位十年,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在捕鱼儿海被明军击败,遁逃途中死于也速迭儿之手。对于脱古思帖木儿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子,又名买的里八剌,一说他是爱猷识理达腊之弟,与买的里八剌无涉。后一说见于《蒙古源流》[1,4,7,10,18,22,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