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ocxVIP

? ? 提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1996年7月1日，北京市正式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度建立之初，北京市采用市场菜篮子法(后改为恩格尔系数法)计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绝对值看，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位居全国前列(仅低于上海市)；但是从相对值看，却不容乐观。以2012年为例，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替代率(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排在全国第20位，最低生活保障受助率(即最低生活保障受助人数与户籍人口的比)和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比例(即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与总财政支出的比)均排在全国倒数第一位。 　　长期偏低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造成北京市贫困群体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贫困群体难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对此，多位学者提出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建议(杨立雄，胡姝，2010，2013)。那么，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会对北京市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造成什么影响？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两个重点问题。 　　一、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北京市财政支出的影响 　　为分析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要分析提高标准后对北京市的贫困发生率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为此，需要分析收入分布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在此参考刘黎明等(2013：22)的研究思路，将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写为： 　　 　　其中y为月度的收入水平，F(y)是该收入水平所对应的累积分布概率水平，s为参考刘黎明等(2013)提出的修正参数，α和β是分布函数参数。 　　给定某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记为)，低于该收入标准的个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这就是在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下理论贫困发生率。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自愿放弃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实际贫困发生率可能低于理论贫困发生率。参考刘黎明等人(2013：67)的思路，在给定最低收入标准()的条件下，最低生活保障总支出可以写为： 　　 　　其中E是理论上的最低生活保障总支出，P为同期的人口总量，f(y)是概率密度水平。使用分部积分法的公式，上式可以化简为：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两种调整方案对贫困发生率和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的影响有所区别。以图1为例，由于新标准1低于第二个5%的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则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只影响前5%的人，图1中的阴影部分是新标准下提高的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收入分组中的平均收入数据参考附件1和附件2)。如果新标准2高于最低1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则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将影响最低的10%的人群，图2中的阴影是新标准下提高的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比新标准1对应的补贴要增加一块阴影面积。所以在新标准2下，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最低生活保障总支出都要大幅度增加。 　　现利用(1)式来测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后所产生的影响。 　　 　　基于2011年收入分组数据估计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参考刘黎明等(2013：24)的方法，将视为自变量，将F(y)视为因变量，利用matlab软件的非线性拟合方法进行估计。2011年，北京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11.7万人，受助率为1.2%。假设贫困人口中有45%的人口可能成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此拟合的收入分布的估计结果为： 　　 　　图3给出了拟合函数与实际源数据的图像。 　　基于本文对累积收入函数的估计，结合北京市2011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户籍人口的数量，计算得到北京市的理论贫困发生率约为2.8%(35.78万人)，以2011年的实际标准(500元/月)计算，财政支出应为7.38亿元；但实际受助率仅为1.2%(11.73万人)，财政支出6.27亿元。测算结果显示的理论贫困发生率高于实际贫困发生率，同时最低生活保障投入的理论值也高于实际值，其关系如表1。虽然理论测算出的贫困对象的43%的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占实际测算待遇的比重却高达85%，这说明理论测算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更多是收入较低的人得到了补贴，其人均补差高于理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整体的补差。而收入相对较高的理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补差较低，虽然没有获得待遇，但是人数的下降规模大于最低生活保障投入的下降。在下文的估计中假定实际水平和理论水平之间的比例关系维持不变。 　　 　　采用新标准，将2011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500元提高到644元，则受助率从1.2%提高到1.89%，财政支出从6.27亿元增加到11.60亿元，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比重从0.14%提高到0.25%，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 　　采用修正的马丁法，推算出北京市2011-2020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具体结果见表3。在低标准方案中，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2011年的644元提高到2020年的1074元，计算结果表明，受助率将从1.89%下降到1.33%，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