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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献资料的数字出版与保护 内容是数字出版行业的灵魂。高度价值的出版内容和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是数字出版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动力。我国古代历史、近代革命和现代建设中遗留下来的海量文献资料, 是数字出版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 近现代文献资料, 指的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21世纪初近百年间所创作出的图书、报刊、日记等文献资料。由于近现代文献资料距今时间较短, 因此普遍存在不必紧急抢救开发的认识误区;同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近现代文献的价值远不如古籍善本, 所以它们的安置待遇也就远低于古籍文献。近现代文献资料沦为历史文献中的“亚珍贵文献”, 甚至是“弱势群体”。 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是, 这些资料记录着近代的革命浪潮、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抗战时期的跌宕政局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沧桑, 其珍贵性并不比古籍善本低。利用数字出版平台来挖掘、开发和管理近现代文献资料, 是数字出版产业实现保护、传播人类文化知识遗产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方式。 一、 历史文化：现代数字化和现代文献的必要性 1. 私权和文献资料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政局跌宕、风潮暗涌的革命史, 其不同政见和立场的政治实体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文化、思想文献载体, 如《大公报》《满洲三省志》《蒋中正日记》《论持久战》等等都诞生于此。此外,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等运动, 也都留下了大量的私人记录、文学作品、公开发行报刊和政府机构出版物等文献资料。 数字出版产业有责任重现这宏大壮观的历史语境, 将其数字化, 以保留这些珍贵的资料, 从而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和历史真相, 更加清晰地展示新中国的奋斗及成长历程, 为中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必要的参考。 2. 数字出版是中国近代新兴学科的基本前提 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虽然起伏动荡, 文化事业却非常繁荣。近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异彩纷呈, 图书、报刊、手记、海报、档案、图片等丰富多彩的文献形式, 反映出了近现代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在民国时期, 学术启蒙和思想交锋一度达到顶峰, 民国学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 轰轰烈烈地开展新文化运动, 在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内, 诞生了诸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学术巨著。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振兴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 文化事业得到了迅速的繁荣和发展, 产出了大量如《红岩》《蔡文姬》等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文化事业再次迎来辉煌发展的春天, 涌现并出版了更多的文化精品。 数字出版产业有责任演绎和传播这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潮。近现代涌现出的这些文化精品, 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首批具有开创意义的奠基之作, 不仅对我国近代新兴学科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在全世界范围也被视作第一手研究资料。作为延续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出版这些近现代文献资料可以重新演绎出近现代历史中的文化风采和思想交锋。 3. 确保文献原始特征 海量的近现代文献资料中, 相当一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数字化采集提取和编辑处理过的近现代精品文献, 可以完整保存文献资料的文本信息, 更能保持文献的初始面目, 如原件的印章、墨迹、笔迹、批注等各种原始特征, 使当代研究学者可以足不出户地拜读到近现代文献的原始样貌, 体会到近现代文献的原始韵味, 为研究学者提供更多挖掘原始资料的线索, 有助于当代科学研究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开展, 对当代多种学科的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数字信息资源 进入互联网时代, 网络传播所具有的不受时空限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的特点, 使数字信息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数字化手段将使人类的精神文化宝库跨越时空, 在全人类面前实现资源共享, 可以让神秘的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文化历史——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再现辉煌, 让全世界人民感受到东方文化恒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二、 优化数字出版的内容 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内容, 是保证数字出版行业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对于近现代文献而言, 从浩如烟海的近现代文献史料中挖掘和优选出具备人文、思想、经济、历史价值的优质资源, 是数字出版的第一步。然而, 海量的文史资料中必然玉石同室, 精华与糟粕同在。因此, 数字出版前应对这些内容资源进行优选, 实现对数字出版内容质量的宏观控制。长期以来, 受“片纸只字不得销毁”思想的误导, 我国的近现代文献整理和数字化工程一直持有“有文必收”的错误态度, 这难免会将内容价值极其一般的事务性、零散性和重复性文件也收录其中, 导致数字出版产业“内容庞杂、鱼龙混杂、玉石不分”, 也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 对近现代文献资料进行挖掘和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