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与商品贸易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察.docxVIP

? ? 文化差异与商品贸易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考察 ? ? 　　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自古商品贸易往来频繁，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以来双边贸易份额不断攀升。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达6.3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25.7%。然而国际贸易绝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它与地理、历史、政治等因素密切关联，文化因素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Kogut和Singh，1988），数千年来根植于传统观念中，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根深蒂固（Myerson，1993）。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对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影响深远，新时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强调互联互通，不仅指交通设施的通达，更意味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外国商品进入东道国市场面临种种考验，沿线的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影响不可小觑，各国只有遵循当地的风俗文化，才能更便捷、更高效地开展贸易。 　　本文旨在考察“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用文化距离变量衡量的文化差异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往来产生何种影响，对不同种类和加工程度的商品，其影响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别。本文为研究我国对外经贸活动提供了多元视角，有助于外贸企业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差异的认识，调整外贸结构以进一步扩大商品贸易的种类和数额，为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政策上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从古典贸易理论到如今的新新贸易理论，学者们对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禀赋、地理距离等自然因素以及生产率等较容易直接衡量的因素方面，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但正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所指出的，仅基于传统经济学理论，考虑有形因素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潜在、无形的因素也在外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ampbell（2010）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贸易情况，发现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影响贸易模式，这种影响跨越了不同的世纪。Melitz（2008）指出，对一国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该国对外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Peri和Requena-Silvente（2010）、Oha等（2011）、Egger和Lassmann（2012）、方慧和尚雅楠（2012）的研究均表明文化因素对贸易增长有影响。可见，不易直接衡量的软环境因素如文化差异等，同样对市场定位、供给需求乃至双边贸易存在显著影响。 　　目前对文化差异这一无形的软环境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它与商品贸易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观点：（1）文化差异对商品贸易存在促进作用。Linders（2005）等学者指出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文化产品的异质性都可能促进贸易，厂商为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求更倾向于与文化差异较大的贸易伙伴国进行交易。Lankhuizen等（2011）等学者指出文化差异导致不论何种形式的投资都存在较大的难度和较高的成本，因此对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开展贸易而非直接投资。Larimo（2001）、Guiso等（2006）、隋月红（2011）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特别是在文化产品进出口方面，文化差异“促进论”观点得到了更显著的支持（曲如晓和韩丽丽，2011；曹麦和苗莉青，2013）。（2）文化差异对商品贸易存在阻碍作用。国际化进程理论指出文化差异为贸易参与者带来了“外来者劣势”（Johanson和vahlne，1977），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家更偏好对外贸易。最著名的研究当属Hofstede（1980），他认为国家间存在相似的文化体系有利于开展贸易，而文化差异会显著增加贸易成本，阻碍双边贸易的开展。White和Tadesse（2007，2008）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在澳大利亚及美国商品贸易中存在负向作用。Disdier等（2010）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加入国界、语言、宗教、殖民关系等因素，结果显示文化差异越小的国家间电影产品的贸易关系也越密切。Gabriel和Toubal（2010）、王庆喜和徐维祥（2014）、张欣怡（2016）的研究都表明文化差异对中国的外贸活动同样具有负向影响。（3）极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出乎一般的预料，他们认为在某些行业中文化差异与商品贸易并无特别明显的线性关系。Benito和Gripsrud（1992）对贸易流向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进行贸易活动更多的是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而非仅仅是文化差异的考虑。Seth等（2002）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Cornelliussen和Rettberg（2008）对游戏业贸易情况的研究，都表明文化差异对进出口活动并没有产生影响。但是Lankhuizen和de Groot（2016）发现文化差异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