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docxVIP

? ? 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 ? ? 　　F840.6：C811 A 1007-3116(2017)01-0114-08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步入新世纪更是非常重视农村金融发展，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均高度聚焦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并按照“供给侧结构改革”思路不断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多措并举下农村金融服务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农村正规金融在管理模式、治理结构、服务功能等多方面得到了显著改善，新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构建亦基本成型，且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也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不断演化发展，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是中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1]，两种类型的农村金融共同健康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农村金融充分发挥支农作用。然而，农村金融发展仍然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创新力度还较小，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在贫困农村地区有“盆景金融”形式，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强制性变迁步伐缓慢，在政府管理体制下缺乏弹性，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推进低于预期，农村资金流出农村现象严重。同时，农村非正规金融推进遵循着诱致性制度变迁轨迹，而诱致性制度变迁伴随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又显著受到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限制，导致现有农村非正规金融仍然主要存在于个人交易活动中，交易范围和交易规模都未能形成大气候，现有的农村金融管理体制对非正规金融执行过高的要求和不合理的准入门槛，给非正规金融制造了信用危机，结果是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均不甚理想。作为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户若要逃离传统小农经济落后的经营方式困境，就必须依赖于农村金融，而农村金融推行成败的关键在于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有效满足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为此，准确识别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是实现农村金融供需匹配的关键一环，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把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整合到一个模型中对其供需进行有效识别，以期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探寻出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原因，并提出弥合农村金融供需缺口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沿两条主线展开。 　　第一条主线是不区分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总体农村金融供需影响因素进行研究。Swain以印度农村地区为例，选用TobitⅢ模型和广义双栏模型，研究发现利率、净财富、农户家庭重大活动支出等显著影响了农村金融需求，而土地规模对农村金融供给有显著影响[2]。李锐和朱喜构建biprobit模型对农村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村金融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面积、教育及医疗费用支出却对农村金融需求影响效果为正，同时发现土地面积、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及社会关系对农村金融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曹冰玉从制度层面探析了农村金融供需缺口的影响因素，指出信贷配给政策、系统性负投资及资金非农化是导致农村金融供需不匹配的主要影响因素[4]。何琳和廖东声基于241个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供求的影响因素，发现不对称的贷款信息和申贷环节是农村金融供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李似鸿通过实地调研，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农户自身实力、社会地位、贷款手续、担保条件缺失等是影响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主要因素[6]。吴庆田建立博弈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供需影响因素，指出借款人异质性和信用条件是影响农村金融供需的主要因素[7]。李成友和李庆海构建OPSS模型，研究发现，人口负担率、上年固定资产原值、重大事件支出等对农村金融需求有显著影响，而金融机构硬信息的可得性、地理位置等对供给有显著影响[8]。 　　第二条主线是通过分别研究农村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和农村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来实现研究农村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的目的。Mohieldin和Wright实证研究发现是否有工资收入和家庭资产总量是埃及农村非正规金融供需的主要影响因素[9]。Duong和Izumida运用Tobit回归模型研究认为，借款目的、农户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构成等显著影响了越南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供给和需求[10]。Swain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土地面积和家庭金融资产是印度农村正规金融供需的主要影响因素[11]。宋磊和李俊丽基于山东农村地区的样本农户数据，研究认为苛刻的贷款条件、高利率、繁琐手续是导致农村正规金融供需不匹配的主要影响因素[12]。Nuryartono以印尼苏拉威西岛中部地区为例，构建Probit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风险承受度、资产总量等是农村正规金融供需的主要影响因素[13]。Akudugu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加纳东部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