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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不高热的作家 现在文学也很有趣。另一方面，它是通俗文学的泛滥和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是对文学没有第三方的执着探索和反思。对于作家们来说,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搞纯文学便意味着会失去大量的读者,搞通俗文学则意味着被文学界人士特别是批评家所拒纳,最好的方法是二者兼得,创作的作品既能吸引广大读者,又能受到批评家的重视,这无疑是当下文学界智商高者的选择,周梅森算得上一个。周梅森从1986年6月到1987年9月连续推出的四个中篇——《军歌》、《冷血》、《孤旅》、《国殇》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周梅森是渴望有大量读者的,当他以《沉沦的土地》、《庄严的毁灭》、《喧嚣的旷野》在文坛引起重视时,就是靠可读性而征服和吸引大批读者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使用周梅森感到得意,并决定了他不愿放弃自己对读者的魅力。在完成《孤旅》之后,他曾这样说过,在“写的时候没有更多地考虑如何凝重深刻,如何冷峻沉雄之类。考虑最多的倒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看?是不是有意思?”并且很洒脱的表示:“我自知自己不高雅,所以从来没想到要做高雅的文学家”其实周梅森并非真正愿意成为“不高雅的文学家”的。周梅森在宣传他的作品如何“绝对好看,杀得天昏地暗,每页纸都冒烟流血”的同时,又在以高屋建瓴的口气向你指出:“他(周梅森)总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生存集团推到恶劣的绝境中去,看他们挣扎,拼搏、流血、死亡,”因为“只有严酷的环境才能体现生命的份量,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梅森。 如果周梅森只写了一部《军歌》,如果你也只看到了一部《军歌》,那么,周梅森是成功了,至少说他的缺点会被忽略了。然而,他又放手写下了《冷血》、《孤旅》和《国殇》,他的破绽便由他自己暴露出来了。 一、 以情节控制人物 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只是看了些“关于战争的资料书”、“军事地图”的周梅森来说,要把战争题材的小说弄得“好看”是不怎么容易的。因为对于战争的把握,不能仅靠资料书,军事地图上的那些间接、抽象的理性知识,而是最好要有直接的、感情的体验,如果缺少后者,那么只能通过想象进行从理性到感性的还原,然而想象并不是法力无边的,特别是对于一种连续的“炮制”。你得承认,象《孤旅》中这样写炸弹——“象跌下一轮太阳,整座监狱在那轮破碎太阳的震撼下,剧烈地动荡着;”象《国殇》中这样写阵地——“火焰舔过的地方是看得清的,一块块焦黑,恍如受伤躯体上结出的血痂”,毕竟还有一些独到的体悟,然而当在同一篇作品中(如《孤旅》的第八章,《国殇》的第二节)再次出现这样基本相同的描写时,就令人倒胃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战争中“血”的描写,作者除了抓住一“腥”的气味之外,(如“一股夹杂着汗气的淡腥味直往他鼻孔里钻”(《军歌》)“咸腥干臊,夹杂着硝烟的屠场似的气味在空气中飘,丝丝缕缕钻入了他的鼻翼”(《孤旅》)“尿臊味、血腥味和硝烟味混杂在一起”(《国殇》))竟难以写出其它器官的感觉,这不能不是一种想象的贫乏。为了避免描写中的怯懦,作者干脆让读者和他一起面对地图进行纸上谈兵,于是有了《军歌》第三章、《冷血》第一章、《国殇》第十二节中的对战局的一段交代,这固然能显示周梅森的历史知识,但读来终究是枯燥无味的。 周梅森在《军歌》等四个中篇中吸收了通俗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象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那样企图用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然而由于刻意追求情节的效果,便出现了以情节控制人物,最终牺牲人物性格的弊病。老谋深算的白云森(《国殇》)怎么会在还没有脱离险境的蛤蟆尿召开军事会议来揭露前军长杨梦征的降敌内幕,这时军队已完全在他的控制下,杨梦征的投降令也在他手中,他根本没有必要急于这样干,尤其令人觉得滑稽的是,就在军事会议开得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时,白云森突然离席去撒尿,结果轻而易举地被忠心于杨梦征的手枪营营长周浩杀了,白云森这个开头还写得颇为成功的人物便在后来这种拙劣的情节安排下,失去了其性格的真实性。阴险狡滑而又杀人不眨眼的司令(《孤旅》)怎么会在刚刚掐死顾金涛之后,就放心大胆地睡着了,并且偏偏忽视了他身边的那把斧子,致使马炳如可以轻而易举地敲碎了他的脑袋,这难道不使人觉得情节这个“暴君”也太专制了吗?总观四部中篇,小说的情节设计基本上遵循着一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模式。《军歌》中,张麻子向日军告发了战俘准备越狱的秘密,却不料会被孟泽新等人发现而被打死,当暴动在矿井下进展顺利有希望成功时,早就心怀叵测的刘小平又突然向日军告密,使整个越狱计划毁于一旦;《冷血》中,尚武强为了生存捉住并吃掉了一个幼狼,但没想到有母狼为了复仇而最终制他于死地;《孤旅》中,当顾金涛为即将到手的十三万法币而窃喜并拼命讨好司令时,哪知司令在利用了他以后把他杀了,就在司令做着一个独吞五十万法币的好梦时,马炳如又抡起斧子砍向他的脑袋;《国殇》中,毕元奇逼死杨梦征掌握了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