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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角度研究译介学 一、 “东方主义”的内涵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90年代中后期，它呈现出一种成熟的趋势，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后殖民主义理论成熟的标志是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在这部书中,萨义德讨论的并不是对东方本身的研究,而是研究一种存在于西方人脑中、作为一种观念的‘东方主义’。”(孙会军,2005:29)一方面,东方在西方人眼中“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2000:1) ;另一方面,东方又是“强大的西方的陪衬和他者的存在,东方人被西方人认为有着幼稚、懒惰、愚昧等习性,因此西方人感到相对于东方人的优越感”(孙会军,2005:29)。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就是这样人为建构起来的,背后隐藏着东西方之间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权力的斗争,这正是后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得益于后来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反霸权运动,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从阶级、性别、种族等角度关注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求在强势与弱势文化语境中获得文化交流的平等权利。 二、 权力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权力差异是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西方用来扩张其强势社会政治文化及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工具。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应参杂译者的主观因素及价值判断,是技术性的。 后殖民主义视角使翻译研究由传统的技术层面走向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对翻译的外部宏观因素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它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关注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由于权力的差异,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对话。后殖民主义角度的翻译在观念上已经从独白走向对话,翻译过程也变成了一种对话参与,通过对译本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描述,揭示译本生成的外部条件与权力关系对翻译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后殖民语境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强势文化的文本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的数量要多于弱势文化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的数量,这种不平等的本质是文化霸权、文化殖民和侵略的表现。翻译作品的单一流向体现了文化权力的倾斜,体现了强势文化扭曲及无视弱势文化的现象。弱势文化中的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被删减、修改的情况,以求符合强势文化的审美心理,而强势文化文本被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则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有明显的体现。“也许西方人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只需要一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构造出来的虚幻,作为他们关照自我、理解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们始终把中国放在他者的位置上,视自身的需求不断地加以虚构。”(姜智芹,2004:1)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王佐良先生和巴恩斯合译《雷雨》时,根据西方人的接受心理去掉了原作中冗长的序幕和景致的描述部分。曹禺先生也曾说:“假如这部戏在西方上演……最好还是将它进行删节,以适合西方人的欣赏口味。”(周掸秀,2001:1)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伊文·金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将原著小福子和祥子死亡的悲剧结局改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在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强势文化以扭曲原文本的态度译制了弱势文化的作品,以建构西方霸权主义者心目中的他者,对殖民地作品随意篡改,与优越的本土文化相比,异国文化被视为落后的,并将这虚构的形象强加给弱势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最终目标是致力于使翻译实践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 三、 南果梨酒“国家”与翻译弱势文化 在翻译实践中,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归化的翻译方法主张译文应该尽量适应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扫除异族语言文化的障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异化翻译方法实际上就是由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提出的阻抗式翻译,使译者在翻译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制约,更好地表达源语的特点,使译文保留源语文化的习惯。文学翻译受到译语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也影响译作的被接受程度。由于殖民地文化被宗主国控制,翻译成为巩固霸权的手段。“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两种文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