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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论 一、 翻译的文化转向 在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清晰的背景。一条是文艺学派的路子,顺着这条古老而漫长的线路,可以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翻译家一直追溯到现代翻译理论家列维和加切奇拉泽。在这里,翻译被赋予了文艺学特征,换言之,同文学创作一样,文学翻译也被认为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一直以来,翻译理论家们总是强调译者必须尊重目标语文化,译文必须体现目标语的行文风格与文学性,要求译者应具有作家的文学天赋。 作为与文艺学派长期对峙的另一条线路几乎也一样古老,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奥古斯丁,至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翻译的语言学派更以其无可俦比的优势占据着翻译研究的半壁江山。语言学派的翻译观将翻译研究同语义、语法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等。 上述两派各有优点,但又都不乏偏颇之处。文艺学派突出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翻译文本的艺术效果,不甚重视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使用技巧问题,而且也忽略了非文艺文体的非创造性因素。相反,语言学派的可取之处是重视翻译的实际过程以及语言的使用技巧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其缺陷则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理论分析往往局限于单个词语、句子或语法现象,从而忽略了话语结构这一具有更为广泛内涵的研究对象。 20世纪,翻译的语言学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以往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转换,也不再斤斤于有关文学风格、翻译标准等固有问题的争论,研究者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到翻译研究中来,除语言学、文艺学等传统视角外,诸如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名目繁多的相关学科也被相继引入翻译研究。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翻译研究似乎正在演变为一种跨文化研究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趋势。 1976年,在比利时卢万举行的“文学与翻译论坛”上,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语,其目的在于更多地关注“翻译的生成与描写提出的问题”,也正因为此,这次论坛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派”的成立大会。1990年,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合编的《翻译、 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这一宣言式的论断得到了译界同仁的普遍认同,并被认为是翻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至此,文化学派也就以合法的身份正式登上了译学研究的舞台。该派学者认为,对翻译的重新界定能为理解与解释这一现象复杂的操作过程提供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待译文本的选择,选择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编辑、出版商、赞助人等分别扮演何种角色,翻译策略的取舍要受到哪些标准的制约,文本在目的语系统中的接受过程…… 凡此等等,文化学派几乎触及到了传统译学所忽略或无暇顾及的方方面面的论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学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进展当属“文化转向”后人们研究视野的拓宽。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纬度,人们不再去反复考问那些一直令人困扰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一种描述性方法论:“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翻译与其它交际活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翻译也是一种写作实践,其中贯穿了表现为不同文化内涵的种种张力。 二、 多元系统论与文化研究的提出背景 长期以来,中西方传统翻译研究的套路主要是语文学模式的,然而,由于本质使然,该模式却始终没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或范式。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也从单纯的语文学模式转向对文本的结构分析上。巴尔胡达罗夫、纽马克等学者纷纷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移植到翻译研究领域,从而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这种研究方法以语言分析为基本出发点,对语际间语符转换的规律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其最终目的是寻找意义的完全对应或对等。他们认为,语言具有普遍性特征,不同的语言结构内部存在着可以转换和自我调整的机制,因此,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现。总之,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致力于语言转换的方方面面,却忽略了文本产生和再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大环境。正如方平在《译介学》(谢天振:1999,4)的序言中所言:如果浓厚的兴趣始终徘徊于语言层次上,只着眼于两种符号系统在转换过程中的操作性、技巧性方面,显然会限制多元化的思维和多角度的学术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首先提出多元系统论观点(polysystem),随后图里采纳了这一概念,界定了影响翻译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