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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意义研究的两个问题 1 语用能力与社交语言学 1965年，云思首先提出了“能力”的概念。在语法理论的几个问题中，云思区分了能力和表现。在1977年, Chomsky又将能力分为: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 和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Chomsky 的语法能力体现为语言形式的准确性 (accuracy) , 而语用能力则体现为具体情景中语言运用的合适性 (appropriateness) 。 Bachman (1990:84) 将语言交际能力分为三大成分: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与心理—身体机能 (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将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二分为组织能力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 和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 。将组织能力二分为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和语篇能力 (textual competence) ;将语用能力二分为施为能力 (illocutionary competence) 和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 Leech (1983) 提出区分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言学。Thomas在此基础上将语用能力定义为:“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有效使用语言的能力和在语境中理解语言的能力” (Thomas 1983:94) 。Thomas认为语用能力包括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语言能力建立在语法能力之上。只有语言使用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语言资源之后, 他们才能得体地使用语法规则来造句, 并使其在特定的语境中被听话人理解, 从而实现特定的交际目标。社交语用能力指感知在社交情景中构成得体言语行为的成分的能力, 这种能力与社会价值、信仰等文化因素相关, 是更高一级的能力。 Bialystok认为:语用能力是在语境中使用并理解语言的各种能力, 它包括: (1) 说话人使用语言实现不同目的的能力, 如请求、命令等 (2) 听话人超出字面含义理解说话人真实意图的能力 (3) 使用一定规则将话语连接起来的能力, 如话语轮换、合作、粘连等。她强调:语用能力主要指使用与理解非字面语言形式 (non-literal forms) 的能力。 我国学者也对语用能力进行了不同的阐述: 何自然 (1997:201-202) 认为:“不管怎样区分, 语用能力可以解释为语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 它可以简化为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为使语言表达得体、合适, 语言的使用者就必须学会针对特定的语境, 考虑到社会和文化因素, 灵活、合理地使用语言;而为了增强对语言的理解力, 语言的接受者就必须了解言语交际的一般模式和原则, 以及话语意义的多层次性”。 刘绍忠 (1997:26) 认为:“语用能力指听话人对语境的认识能力和在对语境认识的基础上理解别人的意思和意图, 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的能力”。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语用能力主要包括施为能力、推理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话语分析能力。 2 激发语义学行为 英汉将来时意义研究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从英语情态动词意义研究中沿袭而来的。一派是以Palmer (1990) 、Coates (1983) 、Huddleston和Pullum (2002) 、Lyons (1977) 为代表, 认为情态动词是一词多义的, 每个词均表达两个或者更多独立的意义;另一派以Ehrman (1966) 、Perkins (1983) 、Groefsema (1995) 、Klinge (1993) 、Papafragou (2000) 为代表, 认为情态动词是单义的, 各个义项均含有一个核心的、统一的意义, 产生多种义项的原因是该核心意义与具体语境相结合, 即语境的具体化。英汉将来时的意义研究也可分为以上两个派别, 我们称之为一词多义观 (the Polysemous View) 和单义观 (the Monosemous View) 。英汉将来时意义过多且杂乱无章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仍然停留在语义学范畴中, 即在研究意义问题的时候, 将语义学和语用学割裂开来, 总是从一个极端的角度对其意义进行解释, 或语义学角度、或语用学角度、或语法角度、或情态角度, 然后将每一个语境中出现的意义列入该助动词的义项当中。还有个别学者认为汉语将来时只含有一个基本义项, 并且该义项为其唯一义项。传统汉语语法学家吕叔湘 (1984) 、王力 (1985) 、黎锦熙 (1992)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