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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精神的文化解读 在人类文化史上，许多国内外的思想家都没有明确定义或使用“大爱精神”的范畴，但大爱精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思想痕迹。古代诸子百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对蕴含大爱精神的“仁”与“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阐释,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构筑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大爱精神的思想宝库增添了不朽内容。 一、 孔子的“三自” 仁爱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在中国人学史上源远流长。孔子一生对“仁”极为关注,也曾明确对其做过深刻论述。他多次谈论过关于“仁”的话题,将“仁”同人的本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仁”的学说内在地蕴藏着大爱精神的萌芽,为科学界定当代大爱精神的内涵提供了极具价值性的思维进路。 首先,“仁者,人也”。虽然“仁”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把“仁”规定为人的本质,却是孔子在古代思想界中的首创。对于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许多思想家都进行过不懈的探索和认识,其中也包括孔子。在孔子看来,若想真正认识人的本质,就不能简单地把人视为自然物,不能单纯地从人的形体特征或行为特征出发,而是要心怀对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把人的社会特征规定为人的本质。因此,当孔子把“仁”看成是人所属的根本性的社会特征时,“仁”在他的视阈中就成了人的本质。这一思想后来又被孟子简洁地概括为“仁者爱人”。 具体来说,“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孔子认为,它基本可以引申为三种含义:一是泛指道德和有道德的人;二是泛指乐观而又有高尚情操的人;三是指有理或有真理。这三种含义尽管着重点各有不同,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与“爱人”这个最基本的思想相联系,与人的本质相关。根据这一思想,孔子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具备“仁”才能称其为人;提出了“成人”的过程就是一个“求仁”的过程。 其次,爱人、亲亲。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根本,人学思想的核心。据统计,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就有58章,“仁”字出现105次。关于“仁”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释之为“仁,亲也,从人,从二”。《礼记》郑注说“仁是‘相人偶’之意”。可见,“仁”是亲爱之意,它只有在两个人之间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存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亲爱”之情,其表现形式大体有二:一是“爱人”;一是“自爱”,即“亲亲”。当孔子最早用“仁”来规定人的伦理道德社会特性时,就认为“爱人”是“仁”的最基本特征。“爱人”是儒家建立伦理道德的基石,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中心。“爱人”,是孔子在《论语》中对“仁”的正面回答,它既可理解为广义的对人类的爱,也可理解为狭义的对别人的爱。在后一种意义上,孔子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为“仁”的极致。在孔子看来,仅仅洁身自好还不足以构成“仁”,只有走向“爱人”,才算是“仁”。《论语·雍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从“爱人”出发,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由此可见,“恕”即宽容别人。用《论语·宪问》的话说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用《论语·公冶长》的话说就是“不念旧恶,愿是用希”。在《论语·阳货》孔子回答子张问仁的时候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孔子的解释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实,这“五者”都是“爱人”的不同表现形态。由此可见,忠与恕,堪称当时之“大爱”。 “仁”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自爱。孔子的自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宗法血亲之爱,用孔子的话说叫“亲亲”。前面一个“亲”是亲爱,后面一个“亲”是血亲、亲人。《中庸》引孔子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孝悌。关于孔子的“孝悌”是“仁之本”,“亲亲”为“仁之大”,程子解释说“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将人的爱人之心当做爱亲之心的扩大,如果不懂得对亲人的爱,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爱。爱亲是爱人的出发点,爱人是由爱亲转化而来的。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明显不过地昭示出这种对他人的爱,正是由爱己转化而来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 诚然,儒家的“爱人之仁”最终是为“克己复礼”,调和社会矛盾,其根本立场是为维持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服务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儒家的爱人之爱,正是指明了当今大爱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表明了“人”在人类自身的道德生活中的优先地位,确证了大爱精神是我国历史文化中与生俱来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