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文学意义.docxVIP

宋诗的文学意义 在考虑到历代江南圣人的文学史地位时，圣人和哲学家通常关注唐宋的发展和发展，关注唐诗“从盛到开”的转化和转移。若我们将观照视野再延伸一些,应该不难发现,大历十才子与宋诗之间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宋诗是唯一能与唐诗相颉颃者。面对群峰竞秀、气象万千的唐诗之盛,宋人从学习、模拟到图变、创新,最终形成了与“唐音”并誉而殊异的“宋调”。返观这一段诗史,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是在对唐诗的规摹与变化中完成的,不同时代的宋人曾分别选择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等唐代诗人作为学习和参照的对象,而就其文化本源与艺术精神来说,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与大历十才子亦不无关联。 1 大历诗风的兴起 作为一种文学活动,诗歌创作乃是一种文化现象,诗歌风貌的形成、变化与文化范型的确立、转换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宋诗是宋型文化在文学层面的折射与反映。宋代实行文官政治,且以“不杀文士”为开国三戒律之一,文士的政治地位与经济状况都相当优裕,故广大文士都积极入仕,效忠君国。但另一方面,由于抑武佑文,军力衰微,冗官繁多,财政困窘,宋代又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时代,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长期受到异族的欺凌,这又使广大文士的自信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加之宋代禅风盛炽,极大地影响了宋代文士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尚。宋代文士普遍信奉尽人顺天、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他们将对功名事业的追逐与对道德人格的完善很好地结合起来,达于一种既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又洞明世事、了悟人生的人生老境。将宋人与盛唐人相比,盛唐人有如一个英姿勃发的青春少年,宋人则好比一个稳成持重的世故老者。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盛唐诗以气势取胜,体现的是盛唐开放、张扬、恢弘的文化精神;宋诗以意理见长,再现的是宋代沉潜、凝缩、自足的文化精神。 而当我们追溯导致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宋型文化的形成过程时,大历时期不应被摒弃于我们的视野之外。一般认为,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自中唐始。大历乃中唐之始,或曰盛、中之逗,此期宋型文化的某些因素已经开始萌生。大历之世,唐王朝政治、经济开始由显赫强盛转向黯淡衰微,战乱初平,惊魂甫定,举步维艰,危机四伏,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广大士人的文化心理已然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先前因帝国的强盛而带来的自信心与进取精神开始为卑怯内敛、感伤虚空所代替。另一方面,佛教东渐至大历时,遂为极盛,士人皆醉心于结交僧人、谈玄抱佛。由此,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与诗歌创作开始转型,大声镗鞳、恢弘壮阔的盛唐之音为浅吟低唱、清淡空灵的大历诗风所嬗替。 既然大历时期宋型文化的某些因素已经开始萌生,则宋诗作为宋型文化的凝结体,与作为大历诗风主要表征的大历十才子诗歌之间自然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这种渊源关系在诗歌题材、审美理想、创作艺术等方面皆有具体显现。 2 题材丰富、凡俗化 盛唐诗的总体特色是拈大题材、写大气魄,多表现一种心雄万夫、恢弘不凡的气度与胸怀,大历十才子则重细求工,诗歌题材开始转向不为盛唐人所重的琐碎小景与俗世情怀。 就写景而言,大历十才子的诗中屡屡出现诸如村落流泉、幽径古苔、雏鸟蛛网等习见惯睹之常景小境。如钱起“时鸟鸣村墟,新泉绕竹圃”(《田园雨后赠邻人》)2612、“交柯低户阴,闲鸟将雏宿”(《小园招隐》)2613,司空曙“苔色遍春石,桐阴入寒井”(《石井》)3323、“幽径行迹稀,清阴苔色古”(《竹里径》)3322,李端“药栏虫网遍,苔井水痕稀”(《山中期张芬不至》)3255等等,所表现的多为清幽细约之自然景观。就抒情而言,十才子所抒发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宛之思与细腻之情。如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3317表现久别重逢、悲喜交集的真切情感,其间又融入过往的辛酸悲苦与明朝的愁惘茫然,细腻传神,真情厚笃,让人吁嗟感叹。又如耿湋《春日即事》其二:“数亩东皋宅,青春独屏居。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强饮沽来酒,羞看读了书。闲花开满地,惆怅复何如。”2982通过对家贫仆慢、官罢友疏、沽酒读书、花落惆怅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一个赋闲在家、百无聊赖者的复杂心态,委曲微宛,且不乏深度。 宋诗题材总的来看亦偏于琐细与凡俗。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宋诗中的琐细凡俗题材呈递增之势。宋初“九僧”诗即多写纤狭小景,题材不出鱼虫鸟兽、风月草木之外,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棱”(保暹《秋径》)1446、“峰晚回寒翠,猿孤发夜吟”(行肇《寄终南种徵君》)1455之类。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进士许洞与九僧赋诗,“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8 至仁宗朝,新一代文坛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