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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交响曲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族交响乐团的发展方向靠近西方该团，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交响乐的合作中，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民族乐器“最根本的问题是民族乐器的差异，以及西方乐器的和谐”，所以它总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个性大于共同性、颜色大于功能、差异大于融合”的问题。同时,“中国民族音乐受乐器音响效果的限制,一向被认为难以进行交响化。” “交响化”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方向。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会长的朴东生先生四十年前就曾在这一方面作出呼吁;中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始人彭修文先生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且首先参与创建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创造了具有交响意义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一贡献被民乐界所公认,并为许多海内外民乐团体所效仿;彭修文先生还积极倡导和推动乐器改革,许多乐器改革成果被海内外民乐界广泛推广和应用;同时,他还改编创作了一大批久演不衰民族管弦乐曲(约四百余首)。目前内地的民族管弦乐团主要有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他们都在民族音乐交响化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海内外的华乐团也在这方面积极开拓。香港最具雏形的民族管弦乐队最早出现于1957年,当时的目的是一支可以像西方的管弦乐团一样演奏多声部的乐队,追求民族音乐的“交响化”。现在的香港中乐团创建于1977年,乐团植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演出的形式及内容包括传统民族音乐及近代大型作品,乐团还广泛地委约、委编各种风格及类型的新作品逾1,700首。2006年香港中乐团推出了一台名叫“中英对话”的音乐会,把3个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和2个英国作曲家的作品同台演奏。英国作曲家把中国民族乐器作为媒介,他们追求的不是创作一种中国风格的作品,而是以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声特质创作出自己风格的作品来,他们所用的音乐语言完全是西方的,而在演奏时,观众却完全感觉不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痕迹,使人耳目一新。香港著名作曲家、香港作词作曲协会主席陈永华教授当时激动地说:“这是用中国民族乐器为媒介表达非中国音乐语言的有益尝试,标志着大型中乐团完全可以突破单一表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模式。”2002年,指挥家叶聪受邀担任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由于他是出身于西方交响乐指挥,因而给新加坡华乐团注入了很多西方交响乐的理念,从乐队的训练理念到曲目的扩大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演出曲目既有中国的传统曲目,也有经典中国交响乐协奏曲,如钢琴《黄河》协奏曲,还有如美国作曲家柯普兰的《阿帕拉契亚的春天》,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的《春之声》等。 创建真正具有“交响化”特点的现代的中国民族交响乐队,是几十年以来作为中国音乐人不断探索的方向。彭修文先生早年确定了以弓弦、弹拨、吹管、打击四个声部组合的中国现代民族乐队编制的构想,为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民族乐器个性较强的特点,在演奏大型交响化的作品时,或多或少的会出现音色融合性差、缺少声部之间的衔接及配合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整体乐队的演奏效果,回头来看欧洲的交响乐。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经过历代作曲家不断的摸索和改革创新,确定了更富于音乐表现力的弦乐各声部作为一个乐队的基础,弱化了诸多弹拨乐在交响乐中的作用,使声部融合、音色衔接更合理,更容易使乐队作为一个整体来充分的表现音乐作品。 如何利用这种更为先进、科学的音乐表现形式来表现中国音乐风格的特点,成为很多有识之士探索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在中国音乐中浸淫多年的音乐人,西安音乐学院翟志荣教授在乐器改革方面作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翟志荣经过多年研制的秦胡系列,从根本上解决了弦乐声部音色分离、声部不全、音量不平衡等缺陷,使弦乐声部和其他声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丰富了弦乐声部,解决了声部之间的平衡问题,赋予整体的弦乐声部以立体的效果,使得原有的民族乐队比较单一的声音更为丰富,更趋于交响化。无疑,这对民族乐队的交响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在注重交响化的同时,翟志荣确定了“五不变”和“四个保持”的精神,由此可以保证中国的音乐特色不会丢,中国乐器的声音不会变。 大提琴(Violoncello)是一种西洋拉弦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大提琴的音域较宽,音色接近人声,且变化多彩,表现力极为丰富。乐队中它是主要的旋律性低音乐器,承担各式低音进行,有时兼顾乐队次中音声部。大提琴经常与低音提琴作八度或同度重复,构成乐队坚实的基础。在当今的乐队中,大提琴已是极活跃的成员之一,是演奏旋律和复调的主力军,它的音响能很好地与其它乐器相融合。此外,它的弦线长,拨弦声音清晰、响亮,具有余音、共鸣,音响效果非常好。因此,它是西洋管弦乐队不可或缺的重要声部;在过去的岁月里,大提琴作为主要的低音乐器,也在我国民族管弦乐队中被广泛采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