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文史的编纂特点.docxVIP

论藏文史的编纂特点 西藏政治合作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西藏所有文化形式都带有宗教印章。所有的文字作品都充满了宗教的内容，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服务。藏文史籍也不例外,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这成了藏文史籍的一个共同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但是伴随着藏族史学水平和文字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汉族史学方法的经常影响,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史书体裁,如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纪、世系史、人物传、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喇嘛全集、名录等,不一而足。虽然各种体裁的分野并非壁垒分明,而有较多的类同,特别是后期,许多著作既是史册,又是世系史或教法史,它们同时在标题上反映出来。藏族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各类史籍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史籍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二是不同种类的史籍也有互相趋同的倾向,许多不同名称的著作在体例上表现出了较多的类同,但大体说来,它们仍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以下分类予以介绍。 1.编年史。藏文称为LO—rgyus,意为按年记事①1。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编年史是《吐蕃王统纪年》,在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份残卷,即斯坦因敦煌文书卷69,第84号,它是当时吐蕃王朝之附庸吐谷浑的编年史。编年史的撰述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只需将每年发生的大事编串起来就行,不需要作很多加工和分类整理工作,因而它是最早为藏族接受的史书体裁,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唯一的一种史书类型。吐蕃分裂时期出现的《巴协》,也号称大编年史,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叙述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二代史事的编年史。入元以后,随着教法史和史册类著作的出现,编年史的影响日渐衰落。虽然教法史和史册也都有很重的编年纪事倾向,但离纯粹的编年史的距离已经很远了。当然编年史作为一种史书体裁一直保存了下来,而且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后期的编年史的内容无所不包,不再象《吐蕃王统纪年》那样,每年下面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内容。我们可以《青海史》为例说明编年史的特点。《青海史》用非常准确的资料,将青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著名人物的活动、地理等内容,全部按年编排在一起,它不很多地强调宗教事件,更少涉及教义、经典等内容,因此比教法史、史册都容易被读者作为历史来接受,他的文字也比较平直,没有很多刻意渲染、夸张的描述。 2.史册,藏文称为Deb-ther,这是一个波斯语借词,原型为dabtar,意为文件、书本、纪录②2。藏族人很可能是通过蒙古人这个中间媒介接受这个词的。蒙古人较早使用了这个词,在《元朝秘史》中就有“阔阔迭卜帖儿”(意为青册)这个名称①3。而西藏的第一部史册《红史》的蒙古书名,即为“忽兰迭卜帖儿”,意为红册。史册类著作在各类藏文史著中居于领先地位。继《红史》之后,又有《青史》、《新红史》、《西藏王臣纪》等相继问世,连近人根敦群培也将自己关于西藏古代历史的著作定名为《白史》。这类史著一般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叙述世界和吐蕃的来历,即著记载佛教的源流,然后是印度、尼泊尔、汉地、西夏、蒙古的王统;第二部分是西藏的历史,先述吐蕃王统,然而记载各个教派的历史。这种修史体例影响极大,后出的藏文史书有的虽然名称不叫史册,但形式与史册大同小异。例如著名的《汉藏史集》它的前半部分内容与《红史》大同小异,后部分虽然在记述各教派历史时没有涉及很多教法传承的内容,而是保存了许多藏,汉文档案,而且对被《红史》忽略的一些地方势力也作了必要的交代,因而比《红史》更具时代感和史料价值,但在体例上仍然是一致的。到后期史册类史著与教法史类著作已有趋同的倾向,有些干脆合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安多政教史》(mDO-Smud-chos-rbyung),又名《史海》(Deb-ther-rgya-mtsh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藏族史册类史籍还对蒙古族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与明以后出现的蒙文史籍,大都借用了藏文史册类史籍的编撰模式,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白史》等蒙文史籍,都以不小的篇幅述说印度,西藏王统和佛教的源头,并将蒙古族的起源与印度、西藏附会在一起。 3.教法史,藏文称之为Chos—vbyung,意为法源,或教法源流。最早的教法史,即著名的《布敦佛教史》,它总述了印度和西藏的教法源流;以后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各教派传承的教法渐趋固定,便相继出现了一批总结某个教派或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著作,著名的有《珠巴教法史》、《达陇教法史》、《贡却伦珠教法史》、《噶当教法史》、《安多政教史》等。尽管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对佛教历史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史的内容,但它与其它类型的史籍相比,要明显侧重于教法传承的历史和对各教派的教义、经典的阐释,以及一些宗教大师的生平著作、寺院修筑情况的记载,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史的最好素材,但却很难找出许多政治史的内容。 土观罗桑曲结尼玛的《宗派源流晶镜史》,虽然书名不是教法史,而是Gr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