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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唐诗十才子的抒情 唐代宗大礼年间，十几名活跃的唐代人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处于唐朝繁荣时期。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开元和天宝年间的高潮是向开元和元和时期的高潮转变的。这一群诗人“皆负当时盛称”,他们以其敏感的诗心直接把握时代的心理节奏和情绪特点,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些初步探索。 1 表达情感的、拉格尼。在这期间,诗人一般可进一步继承, 安史之乱动摇了大唐帝国的大厦,也动摇了大历十才子的历史信念,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心态。现实逼使他们的目光向内凝缩,促使他们将诗的触角伸向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十才子的抒情方式多是弥散式的情绪渗透,用较为沉静和较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他们虽然也曾濡染过盛唐气息,但很少有盛唐诗歌那种昂扬壮阔的风貌。他们写景抒情不象盛唐诗人那样着重对总体感受的把握,而是注意对内心世界的直观体验和外界物象的细心观照,偏于精细深婉的心态描写,精于自然景物的细致描绘。 大历十才子的这种创作倾向,直接开启了“中唐诗渐近收敛”的创作局面。中唐后期诗人建功立业之心并不亚于盛唐诗人,但王朝不可挽回的颓势使仁人志士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想挽狂澜于既倒,一方面又深感覆水难收。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一方面展现出了多方开拓的风姿,一方面又开始退避内心,创作视野向内收敛,如元、白诸诗人。所谓“中唐诗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正确指出了中唐诗人的创作特征,而这显然是与大历诗人的影响分不开的。 考察中唐时代的具体诗人,如即使与大历诗人风格相去甚远的刘禹锡、韩愈、李贺,也可以看出大历诗人的影响痕迹。刘禹锡诗风健劲豪爽,但他青年时代曾接受过大历诗风的影响。因此,他的诗与十才子在某些方面仍有承袭关系,如含蓄空灵,格调沉郁悲凉的咏史怀古诗。韩愈、李贺等更加发展了十才子注重主观情绪抒发的特点,更侧重于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即使是反映现实生活,也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同的是,韩诗常常表现为光怪震荡的风格,而李贺诗则呈现出隐微幽奥的情趣。 晚唐诗人更是继承并发展了十才子诗的特点,表现在:第一,他们更加偏于描写细腻深婉的个人情感和复杂微妙的内心体验。他们不仅有“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李商隐《楚宫》)那样敏锐的心理知觉;而且还有能体味“已凉天气未寒时”(韩偓《已凉》)的细腻情思。李商隐“寄托遥深而措辞婉”,他承十才子诗的委婉深微的特点而又能做到绵邈深邃。如《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翻用崔峒《江上书怀》,气格较崔诗更柔弱。第二,在大历诗人精于景物描绘的基础上,晚唐诗人更侧重于对凄艳冷落,细碎萧瑟景物的描绘。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夕阳。夕阳在晚唐人诗中经常出现,以至于使之成为时代的典型意象,“出寺乌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温庭筠《开圣寺》);“千秋钧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杜牧《西江怀古》)。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夕阳最能表现那个衰落时代特有的黄昏情调和诗人的迟暮心理。此外,如姚合喜欢“晴山荒景觅诗题”(《寄周十七起居》)。李商隐更喜欢采撷那些情调衰飒,体态弱小的风物,如飘忽无依的“流莺”,纤弱翻飞的“蛱蝶”。无论是照在荒原之上的夕阳,还是落于风雨之中的残荷,都是摇摇欲坠的晚唐社会的征兆,也是晚唐“诗运”的一种“谶语”。第三,晚唐诗人更多地借咏史来寄寓自己对昏昧衰朽现实的悲概情怀。大历十才子咏史怀古也主要集中在历史悲剧中,但他们离社会的转折毕竟太近,还来不及对历史和现实作深入的思索,故他们的咏史诗感慨悲伤但缺乏深刻的思致。而晚唐诗人则侧重于抒发自己观照历史的情感意绪,沉重的感伤情绪与冷峻的理性思考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历史悲剧中时常跳动着来自现实的怆痛,表现出了晚唐诗人曲折迂回,细美幽约的悲剧心态。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大历、开成之诗深锐,能发人心光,而亦伤人器度。”他把大历、开成诗相提并论,准确地指出了他们的共同特点和承继关系,很有见地。 大历十才子对宋诗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姚合十分推崇十才子,所选《极玄集》称十才子等“皆为诗家射雕手也。”《四库全书总目》称“宋人甚重其书”。周文璞自称“野人无事时,常诵《极玄诗》”(《方泉诗集。辘轳体》)。苏撒有意学耿ue09b。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唐拾遗耿ue09b《下邽喜叔孙主簿郑少府见过》诗云:‘不是仇梅至,何人问百忧。’苏子由作绩溪令时有赠同官诗云:‘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穟欲蚕眠。’盖用ue09b语也。”永嘉四灵诗宗贾岛、姚合,“敛情约性,因狭出奇”。河阳张弋、长乐林尚仁等为诗专以姚合、贾岛为法。十才子诗在南宋的影响主要是以贾、姚为媒介的。杨万里、刘克庄等也难免于此。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明代的竟陵派、清代的同光体。 2 重“炼饰”,以诗艺事 所谓“炼饰”,一方面包括用字造句的工力,“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另一方面也包括对物象的精雕细刻。这种创作倾向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