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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论》看我国社会自杀的产生 迪尔卡姆的自杀理论是社会学的基础。本书诞生于法国，具有思想精神体现，尤其是对自杀行为的反思和逃避责任的态度。他对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包括自杀事件的社会行为也有很大的启发。 一 “社会因素”之一的证伪 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研究主题, 如, 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且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迪尔凯姆选定自杀现象的原因作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 在当时社会这本身就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 是科学精神的体现, 更是一种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在《自杀论》一书中, 迪尔凯姆运用实证、否证相结合的方法, 对自杀进行了分类, 最终提出了规避自杀的方法。在第一编里, 迪尔凯姆使用了否证的研究方法来证明:自杀并不是由非社会因素导致的。迪尔凯姆的否证思想首先将抽象的事实转化为一个或一系列的具体命题, 而这些命题往往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然后, 他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证伪, 来达到对命题的否证。以对“自杀与自然因素相关”的证伪为例, 当时的社会有这样的说法:个人因素不是决定自杀的唯一原因, 但它与自然因素相结合可以产生更大的作用。这种观点的数据支持来自欧洲不同的纬度上自杀人数的分布情况, 该观点认为, 气候与自杀倾向必定有一定的联系:气候越温和, 自杀人数越多。迪尔凯姆首先将自然因素分为了气候和季节性气温, 将自然因素进行了概念化操作。他观察到:在灼热的印度, 自杀人数也很多。这一发现推翻了气候是造成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的观点。这样, 对非自然因素之一的气候与自杀相关的证伪就完成了。 在《自杀论》一书中, 迪尔凯姆还对不同的自杀类型进行了探究, 他把自杀现象归类为以下几种。 1.利己主义的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与集体凝聚力相关:当集体的凝聚力强时, 利己主义的自杀人数就比较少。当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和成员对群体的向心力以及成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综合形成时, 群体成员就会固守在群体内。当集体涣散时, 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在集体中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 他们将离开集体的控制;若离开了集体支持, 仅凭个人力量, 其目标更难实现。利益无法实现, 悲观失望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直至产生消沉幻灭的思想。因此, 当人和社会联系的纽带松弛时, 人和生命联系的纽带便也松弛了。在文化水平发展越高的地方, 这种类型的自杀现象越多。 2.利他主义的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的原因与利己主义自杀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过分融合于社会的自杀:自我不属于自己, 而与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 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只涉及个人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 个人无足轻重, 几乎可以完全湮没在群体中。这种自杀在原始民族中尤为常见。 3.反常的自杀。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 破坏了社会本身的平衡时, 自杀人数增加。在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 新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时, 人们的不适感会增加:一方面, 人们的观念要重新塑造, 另一方面, 社会没有生成一套清晰的是非标准。人们感到迷茫, 并由此而产生痛苦, 弃世而去。 二 对中国高自杀现象的分析 迪尔凯姆把自杀的原因不归于自然和个体因素, 而归于社会因素, 他坚定地主张社会是独立于个人的实在, 要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看待, 对社会事实的研究要排除意念。在分析自杀问题时, 迪尔凯姆同样并不从遗传、心理、个人经历等方面找原因, 而是完全从社会着手。也许这种理论有值得商榷的方面, 但它对当代社会实践的重大启示作用却不容置疑。现代社会, 我们在思考和分析自杀问题时往往只重视独立的个案而忽视不同地区的自杀率, 寻找原因时完全从自杀者的个人心理和生活经历着手, 却忽略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必然会使我们的归因有失偏颇, 从而影响我们处理自杀问题。迪尔凯姆对于自杀的分类有助于我们看清社会因素作用于自杀者的机制, 进而为理解社会特别是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变, 按照迪尔凯姆研究的结论来看, 自杀的类型也由利他主义向利己主义和反常性的自杀转变, 自杀率特别是失范性的自杀率呈上升的趋势。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的26%, 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 200万人自杀未遂, 17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 16.2万未成年人因此失去母亲或者父亲。在我国, 自杀是总人口的第5位死因, 而且还是15-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本文认为, 关注当今我国社会的高自杀率, 不能仅仅关注个体的因素, 而更要看到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 更应关注高自杀率背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本文试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可能导致自杀等反常社会行为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作一些梳理、分析和反思。 (一) 农村社会共享价值被质疑和夯实了其价值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