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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像一场“线索”，它再次唤醒了国际社会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强烈期望。他们开始探讨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 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平等的货币体系, 需要将各种声音转变为实际的制度变革, 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以及特别提款权 (SDR) 或其他形式的货币能否取代美元, 也就是超主权货币的问题;参与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广泛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等。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和共同繁荣 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此比作“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他看来,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暴露出诸多隐患, 为改革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 一旦美元这种储备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波动, 就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 同时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金融政策会产生外溢效应, 引发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 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及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上, 摩根大通国际部门董事长Jacob Frenkel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经济可持续性增长和共同繁荣。如果一个体系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那它就不是最优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只有在双赢的情形下才能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是简单为了应对目前的危机采取的短期措施, 应该着眼于设计一个长期的体系;引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机制, 应该保证它的适宜性与合理性。”显然, 如果主权货币发行国的危机会溢出并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那么就不符合“最优”这一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建议:“从短期来看, 应考虑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 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的管理, 提高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和约束,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设施,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从长期来看, 重建国际货币体系, 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 提升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推动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定值, 使SDR篮子能够更好地反映变化的全球经济新格局。” 其实, 重建新储备货币并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是一个艰难而长久的工作, 为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 首先应充分发挥S D R的作用, 不仅要增加SDR的发行, 还要扩大SDR在IMF贷款中的使用。因为这将有利于创造购买力, 扩大需求, 而且将会约束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政策, 减少全球货币失衡, 还将降低不稳定性和投机性, 有效提升全球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SDR是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的结合。尽管特别提款权是人为创造的, 但是它对接受者来说是实际的货币, 因为它能够用来支付, 因此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就很具有吸引力。创造特别提款权的主要推动力不仅是出于流动性考虑, 也是出于改进货币体系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原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魏本华指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也提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应反映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应该被加入货币篮子, 人民币是最有潜力进入这个货币篮子的货币, 因为它将有助于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能力参与国际治理 回顾IMF从1945年成立至今的近66年时间,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 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兴经济体乃至发展中国家崛起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提升, 因此有必要增加其在IMF中享有的投票权份额。“改革IMF的治理结构至关重要, 尤其是份额改革、欧洲代表权和管理人员选拔等方面。”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Ulrich Volz表示。 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代表, 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保持了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综合国力、市场信心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也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良好的表现, 说明中国有能力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活动中去, 可以享有IMF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有能力为推动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做出积极贡献, 以体现大国的国际形象。 据了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