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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利弊分析 2012年3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法法》（修正案草案）引入了法律许可扩大集体管理制度（以下简称扩大管理制度）。行业界，尤其是音乐界，人们对扩大管理体制提出了质疑，并担心“代表”将损害作权人的利益。1本文拟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分析延伸管理制度潜在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以及该制度在我国得以有效实施的要素, 以期更多的立法者、执法者和产业界人士能够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更全面地评估和衡量延伸管理制度, 制定出符合纳什均衡的法律, 使延伸管理制度与我国的现实环境相适应。 一、 “非会员”行为理论的角度 关于延伸管理制度的成本与效益比, 不同学者各执一词, 至今未有定论。 首先, 延伸管理制度的反对者认为, 延伸管理制度为作品权利人, 尤其是那些未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本国及外国权利人 (以下简称非会员) 权利的享有和实施 (enjoyment or exercise) 预设了“选择性退出” (“Opt-out”) 义务, 削弱了版权的排他性。具体而言, 延伸管理制度下, 除非履行了“选择性退出”义务, 权利人无法排除他人对作品的使用, 因此, “选择性退出”义务相当于为非会员的排他权设置了限制。2如法国学者伯纳德·朗 (Bernard Lang) 指出, 延伸管理制度不仅使权利人丧失了就许可费的收费标准进行磋商的能力, 还影响了版权行使的目的和实施方式, 侵犯了版权的排他性。3更有学者认为, 虽然权利人有权通过“选择性退出”机制排除延伸管理制度, 但延伸管理制度并无通知权利人其作品在延伸管理制度下被使用的机制, 因此许多权利人可能根本未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受到延伸管理管辖, 从而缺乏必要的信息以禁止作品在延伸管理制度下的使用, 这种情况下延伸许可的效果更类似于强制许可。4这一成本虽然无法量化, 但有行业代表宣称将对一些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5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延伸管理制度下不存在“真正的损失”, 因为选择性退出的程序非常简单, 权利人可以简便地退出以实现其排他权;延伸管理制度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权利人的排他权, 而在于“确保在大多数情况下, 那些想要对潜在使用者利用作品的要求进行回应的权利人 (或他们的代表, 或代表他们的集体管理组织) 被赋予机会以这么做 (指回应使用者的利用要求) ”。6 其次, 延伸管理制度的反对者认为, 延伸管理制度可能损害对非会员尤其是外国权利人的平等保护。延伸管理制度的延伸效应使集体管理组织能够为全球范围的作品在本国境内的使用进行权利结算 (Right Clearance) , 而不论该集体管理组织是否与其他国家的集体管理组织存在相互认可的双边协议,7这无疑引起了非会员尤其是外国权利人对自身利益可能遭受损失的顾虑。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与版权市场存在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偏好, 一国的延伸管理制度是否能符合外国权利人的权利诉求一直备受质疑, 如在北欧国家, 收取的许可费往往被用于集体的目的而不是分配给个人,8这显然与不少权利人的期待不符。况且, 在实践中, 非成员或外国权利人收取许可费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障碍, 比如这部分权利人必须证明其作品被使用的程度才可向集体管理组织主张支付许可费, 而这样的要求对于非会员尤其是外国权利人会造成严重的负担, 甚至是不可能满足的;即便非会员最终证明了作品的使用情况, 为此产生的必要的监督活动的交易成本与最终获取的许可费也很可能是不成比例的, 据此有学者指出非会员要求支付许可费的权利仅是“理论上的权利”。9 最后, 延伸管理制度的反对者认为, 中国现有集体管理土壤上引进延伸管理制度可能加剧政府干预失灵。政府失灵理论认为, 由于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 (如国防、警察、消防) 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 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追求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 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从而缺乏起码的成本———效益意识”。10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以下简称集体管理组织) 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主管, 不同的集体管理组织分管不同的业务范围, 具有垄断性。11目前, 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获取模式是“选择性加入模式” (“Opt-in”model) , 在会员人数和作品授权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集体管理体制已初步显现出政府失灵的症状, 包括对许可费的分配和发放不按时、管理费标准较高、分配标准不清、分配机制不透明等。12《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第二稿采取的是“选择性退出”的延伸管理模式, 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权限自动延伸至非会员的作品, 大为拓展了作品管理范围。国外有学者曾警示, “通过延伸管理制度, 集体管理组织稳固了地位, 但同时也意味着加重了责任”。13对于陡然增加的权利人群体, 人力资源有限的集体管理组织能否为权利人提供合理、及时